1樓：抗壓吧務隊團
優點：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
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始於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實。
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新樂府詩多來嘗「播於樂章歌曲」。從**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
缺憾：經歷安史之亂後，唐朝社會動亂、政治腐敗，有識之士目擊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希望能借由政治改良以風氣推行等方式挽救日漸式微的國勢，如此的想法反映在文壇上則出現了古文運動與新樂府運動。
詩人承接了杜甫社會寫實的風格，試圖在詩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然而此型別的創作不免會觸動到權貴人士，因此在風氣的推展上並不順利，但是如此憂國憂民的精神無論是在文學史上或人道關懷上都是難能可貴的。
2樓：匿名使用者
「新樂府」一名， 是白居易相對漢樂府而提出的，其含義就是以自創的新的樂府題目詠寫時事， 故又名「新樂府運動」 。
新樂府的特點有三：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
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
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始於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實。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
新樂府詩多未嘗「播於樂章歌曲」。從**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
關於白居易的寫作特點和寫作特色。
3樓：匿名使用者
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
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
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
……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諭，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
」（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樑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
」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
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由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諭，到提倡為君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統的詩歌理論，他的《秦中吟》、《新樂府》等諷諭詩便是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創作的。
這一理論以其突出的現實針對性和通俗化傾向，有可能使詩歌更接近於社會現實，以至於干預政治。這一理論，是儒家傳統詩論的直接繼承，也是杜甫的寫時事的創作道路的進一步發展。從寫時事這一點說，白居易與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寫所見所感，生民疾苦與一己遭遇之悲愴情懷融為一體，雖於寫實中時時夾以議論，含諷諭之意，卻並非以諷諭為出發點。
杜詩出之以情，白居易與杜甫之不同處，正在於他出之以理念，將「為君」而作視為詩歌的主要目的，從而極度突出了詩歌的現實功利色彩，將詩歌匯入了狹窄的路途。因過分重視詩的諷刺功用，從而將詩等同於諫書、奏章，使不少詩的形象性為諷刺性的說理、議論所取代。因評詩標準過狹過嚴，導致歷史上不符合此一標準的大量優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
所有這些，對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一定的不良影響。 白居易的諷諭詩有一百七十餘首，這些詩大都作於貶謫之前，在寫實和尚俗一點上，與張籍、王建等人一脈相通，而且在反映現實的深廣度和尖銳性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觀刈麥》是元和元年詩人為盩厔尉時寫下的一篇較早的作品，詩從「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寫起，中段細述農人「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艱辛和「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的哀痛，最後以「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結束，於真切自然的描寫中見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責也顯得分外深刻。
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寫「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的貧民，後半寫 「褐裘復絁被，坐臥有餘溫」的自己，兩相對照，發為「念彼深可愧，自問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摯意出自肺腑之間；《宿紫閣山北村》通過自己的親身見聞，真實地表現了神策軍「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的蠻橫**，最後以「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的諷刺之語結束，筆鋒直指作為神策軍統領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諷諭詩的一小部分，但卻大體展示了此類詩作的兩個基本傾向，即對下層民眾苦難生活的深刻反映，對上層達官貴人腐化生活和欺壓人民之惡行的尖銳揭露。這種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秦中吟》是組詩，共十首，「一吟悲一事」（《傷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場的腐敗、權貴們的驕橫奢侈及對勞苦民眾的多重欺壓。如《重賦》直斥統治者對百姓的殘酷剝奪：「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傷宅》揭露達官貴人為富不仁，「廚有臭敗肉，庫有貫朽錢」卻「忍不救飢寒」。《歌舞》寫 「朱輪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的遊樂，尾句出之以 「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的激憤之語；《買花》通過一位「田舍翁」偶來買花處的所見所感，發為「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痛切鍼砭；《輕肥》則將矛頭指向宦官集團的那些內臣、大夫、將軍：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
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這是兩個宛如天壤之別的階層：
一方腦滿腸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則天災人禍，競至「人食人」！這鮮明的對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來。 《新樂府》五十首，作於元和四年，至元和七年大體改定。
這是一組有著明確政治目的、經過嚴密組織構建的系統化詩作，內容頗為廣泛，涉及到王化、治亂、禮樂、任賢、時風、邊事、宮女諸多方面，但其中寫得好而且有價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層情事、揭露弊政和權貴醜惡的那些篇章。如果將這些詩作與元稹的「新題樂府」作一對比，則其成就顯然高出許多。首先，一篇專詠一事，篇題即所詠之事，篇下小序即該篇主旨。
如《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紅線毯》，「憂蠶桑之費也」；《秦吉了》，「哀冤民也」；《賣炭翁》， 「苦宮市也」……這種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確，避免了一題數意、端緒繁雜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靈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後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詠歎情調；在語言運用上，力避典雅的書面語，而用口頭語或俗語穿插其間，如《秦吉了》開篇這樣寫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
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淺顯流利，讀來琅琅上口。詩的後半以秦吉了喻諫官，以雞燕喻百姓，以鳳凰喻君主：
「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意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用寓言形式進行諷刺批判，含蓄而切當。
其三，一些優秀詩篇善於生動地描繪人物，感情濃烈。如《上陽白髮人》中間一段寫那位白頭宮女因被妒而「潛配上陽宮」後的生活：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
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樑燕雙棲老休妒。
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秋月，東西四五百回圓。 這段描寫與《長恨歌》中唐明皇思念楊妃的一段描述頗為相近。
又如《井底引銀瓶》中女主人公對少時生活情景的一段回憶： 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
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
淺俗明快，又富情韻，字裡行間，洋溢一股青春氣息。由於這對青年男女沒有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愛情悲劇。詩的最後發為議論：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但由於敘寫時感情超越於「止淫奔」 的題旨之外，透露出強烈的悲劇氣氛，所以仍然引發讀者的深切同情。 在《新樂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諸點而取得突出成就的，應首推那篇批判宮市和宦官、為貧苦百姓鳴不平的《賣炭翁》。
這首詩借賣炭老翁由「伐薪燒炭」 到進城「賣炭」再到炭被搶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擾民害民、宦官強取豪奪的野蠻行徑。其中「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兩句尤為精警，先用 「可憐」二字傾注無限同情，繼以一「憂」一「願」來寫賣炭老人的艱難處境和細微複雜的心理活動，真實貼切。詩中未發一句議論，全用形象說話，卻發人沉思。
此外，《新豐折臂翁》和《杜陵叟》也是以老翁為表現物件的詩作，前者寫一位６０年前為逃兵役而「偷將大石捶折臂」的老人的不幸遭遇，藉此對不義戰爭進行了譴責；後者以沉重的筆觸，描寫了天災人禍襲擊下農村的凋敝和農民的慘狀，並借詩中人之口痛切呼喊：「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上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聲巨集調激，帶著強烈的批判。
這兩首詩就藝術成就來講雖不及《賣炭翁》，但在人物描寫和反映現實的深度上，同樣具有不容忽視的價值。 當然，白居易的《新樂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樂府》的創作目的是「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新樂府序》），為了做到這一點，作者往往不惜以喪失藝術性為代價，給詩篇新增一個議論的尾巴；有時則畫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複。
其二，有些詩篇所寫事件，詩人本無深感，只是為了湊足五十篇之數而作，所以寫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詩官》等，大都是議論和說教的堆積。同時，由於過多注重詩的現實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結構詩篇，真情實感相對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體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蘊豐厚的樂府佳作來，《新樂府》中不少作品確有一間之隔。其三，在語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淺顯務盡而失之於直露無隱，有時一件簡單的事理也要反覆陳說，致使詩作不夠精煉含蘊。
白居易以《新樂府》為代表的諷諭詩在當時的影響並不大，以至「時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在後世則譭譽參半。但無論如何，白居易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了一種新的詩體和新的風格，並以「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寄唐生》）的勇氣，對當時的社會醜惡進行了最大膽的指斥和抨擊，這一點，是永遠值得人們欽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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