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其原因有：
①社會動盪不安，長期的戰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
②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騙性，佛教所宜傳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的思想，把人們的眼光從痛苦的現實轉移到無法驗證的來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騙和麻痺廣大勞動人民。
③統治階級的提倡和支援。
2樓：五蘊六塵
佛教產生於文明古國印度，大約在公元一世紀中葉沿絲綢之路，經過西域各國傳入我國。在一千多年的傳播過程中，印度和西域各國的飲食觀念、飲食風俗以及大量的食物、飲食器具等也隨之傳入我國的大江南北，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飲食文化。而佛教自身的飲食文化更給予我國的飲食文化以極大的影響，這從上一章的介紹中也可略見端倪。
下面擬從各個角度作進一步的闡述。
首先從飲食的理論、觀念、道德修養看：
1、佛教認為，一切有益於人、能令人生起執著、意樂的物件皆可名為食，並將它分為段食、觸食、思食、識食四類，同時指出，一切形式的生命無不依食而生存。這在我國是前所未有的，因而擴大和深化了我國對「食」的認識。
2、佛教要求僧人在進食前作五種觀想：(1)計功多少，量彼來處；(2)忖己德行，全缺應供；(3)防心離過，貪等為宗；(4)正事良藥，為療形枯；(5)為成道業，應受此食。這較好地反映了佛教對飲食的態度及對飲食的作用與目的的看法。
宋代著名學者黃庭堅有鑑於此撰寫了《士大夫食時五觀》，將佛教的上述思想融入到儒家的理念之中，表明它對於世人反省自律，養成珍視他人勞動、愛惜糧食的習慣，增進道德，有著啟發、借鑑的作用。
3、佛教關於進食方面的戒規、儀軌拓展豐富了我國飲食行為方面的功能作用，即除了通常的療飢、求營養、求滋味、交誼應酬、養生之外，還被賦予了祭祀、修心養性及教化的功能，文化韻味濃厚。難怪理學大師程顥遊定林寺時，目睹僧人威儀濟濟，進退合度，以為「三代禮樂，盡在其中」。
其次從飲食的結構和風俗習慣看：
1、關於素食。蘇東坡曾撰有《菜羹賦》，把吃素食與安貧樂道、好仁不殺及向大自然迴歸聯絡起來，極力提倡。一般來說，素食清淡、鮮美、營養豐富，不易傷脾胃，的確是一類有益健康、長壽的理想食品。
目前我國的素菜已發展到數千種，成為了人民群眾飲食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家知道，佛教是講慈悲戒殺的，但在傳入我國初期，僧人還允許吃三淨肉。到了南北朝時期，由於梁武帝篤信佛教，嚴禁僧人食一切肉，從此全國成千上萬的佛寺一律素食，廣大的在家信眾亦竭力效仿，於是在全社會形成了素食的風氣。
這種風氣在宋代以後更是盛行，全國許多的寺院都能做出一些色香味俱佳的素食名菜。社會上也出現了專營素菜的素食店，以滿足廣大佛教徒和素食愛好者的需要。甚至皇宮中也專設有「素局」，以供皇帝、皇后齋戒之日用。
可以說正是由於佛教對素食的提倡與需要，才使中華素食體系得以形成並大放異彩。
2、關於茶。茶早在我國的周代即已出現，不過在晉代以前多用作藥品或煮茶粥。魏晉以後，一些佛教禪師發現茶有提神益思解乏的作用，正好解決因午後不食及夜晚參禪出現的精力不夠、又乏又困的問題，因而多方搜求或四處種植，大量飲用，推動了社會上飲茶風氣的形成。
尤其在唐代禪宗創立之後，許多禪寺奉行農禪並重，種植、培育、製作了一些茶葉精品，久而久之成為了名茶。由於佛教戒酒，因此茶就成為了佛寺最重要的飲料。佛寺對茶的提倡、種植和需求，自然也影響到廣大在家信眾及各界人士，在長期的品茗、交流過程中，人們發現茶還能預防或**許多疾病，能生津止渴，解酒去膩，利多弊少，老少咸宜，於是爭相飲用，創造出豐富多采的茶文化，使茶成為了老百姓家中的必備飲料。
值得一提的是，通過「茶馬互市」和各國間的交往，茶流傳到了各少數民族地區和世界各國，成為了世界三大飲料之一。尤其在日本，僧人們將飲茶與修心養性、人際交往等結合起來，創造了舉世聞名的「茶道」，體現了茶與佛教特有的「血緣」關係。
確切地講，佛教作為一種外來的文化，是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原地區與西域月氏、龜慈、安息等地商貿往來頻繁而逐漸流傳於中原大地的。無論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的「伊存授經」之記載，還是廣泛流傳的東漢明帝永平十年「白馬馱經」之美談，都反映了佛教初傳中國的情形。注重史料考證的史學家可以認為這些僅屬傳說之列，傳說雖可摻糅不實之言，但事出有因則可斷言。
對於佛教初傳中國的諸多傳說當都作如是觀。因為，一種宗教文化傳入於完全異質的民族，必然有一個漸進的、潛移默化的接受過程。其中可以有多件較為重要的標誌性事件。
對這些事件的**、研究，有助於瞭解該宗教文化的傳入初始階段的情況。以這些事件作為標誌和契機，進行紀念活動，對研究、推動宗教文化的發展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的。如一九九八年，中國佛協以「伊存授經」為標誌，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
佛教傳入中國已經兩千餘年，恢巨集博大的佛教文化已融入底蘊深厚的中國文化之中。中華思想體系的儒、釋、道三足鼎立之勢態，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佛教對國人民族心理構成和思維模式的巨大影響力。兩千餘年來，佛教在其弘傳過程中，與中國傳統思想互補互融。
同時，在民眾中也適應中國的民俗，形成了廣泛流傳的富有中國特殊性質的、與民眾心態相吻合的儀式儀規。由此，在堅持佛陀根本宗旨的前提下，善巧方便，適根應機，鍛造了適應中國社會的獨特的中國佛教。因此，隨著歲月的流逝，中國被稱為佛教之第二故鄉已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其千古獨步的思想體系對中華哲學思想體系的影響方面。凡要影響社會、在思想界引起關注，外來文化必須在本地文化中尋找到一個共振頻，以此作為契入點，支婁迦讖所譯傳的《道行般若經》之所以會在中國社會引起比安世高所譯傳的數息禪法更為強烈的影響，並在以後一個時期由支謙、竺叔蘭、竺法護等對《般若經》一譯再譯，且形成頗具影響的「六家七宗」，其根本原因是他們弘傳的「性空」說與魏晉玄學中的「本無」和「貴無」之說相近，形成了互補關係。宋明理學雖標榜不好釋氏之學，但在朱熹、王陽明等人的學說中，處處可見佛學的影子。
王陽明所倡導的「心外無物」之說，幾乎是佛教「一切唯心所造」說的抄襲版。佛教傳入中國後，不僅對道教、魏晉玄學、宋明理學產生了重要的滲透作用，而且在隋唐時期，各宗並暢，構建了富有中國獨特色彩的禪宗、天台宗、華嚴宗，力主「心性本淨」和「心性本覺」，一轉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強烈出世傾向，將出世與入世的關係放在了不即不離的恰當位置，為中國士大夫階級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齊治平」與道家「遁跡出世」的思想依據。同時，也為近代人生佛教，特別是「以出世心態行入世之道」準備了理論基礎。
近代具有民主主義傾向的思想家，無論是章太炎、譚嗣同，還是康有為、梁啟超，都不約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寶庫中覓到構建學說的養料。這一切無不說明佛教思想體系對中華哲學思想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於研究考察中國哲學思想者，就必須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否則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無法把握和**的。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又表現在其對民眾心理構成的規範方面。佛教初傳中國，其傳播的範圍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權臣（如漢明帝之弟楚王劉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識階層，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於士大夫家庭的僧人。其中，士大夫階級起了中堅骨幹作用。
而王室及權臣則起到了扶持、宣傳佛教，擴大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之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表現為**行為的王室佛教和表現為社會行為的士大夫佛教，與外來的佛教形成互動關係，推動了佛教得以紮根於中國社會文化的同化過程，並同時共同推動了民間社會對信仰的理解，導致了具有極強生命力的民眾佛教的興起與發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重新認識佛教在中國的歷史演變，不難發現，民眾佛教是維持佛教在中國社會延續和弘傳的真正基礎。
因為，民眾佛教以滲入國人民俗之中的佛教（近來學術界有稱此為「民俗佛教」的），以及佛教的儀式、禁忌、節日等本身轉化為民俗，規範了民眾的心理構成，國人雖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響所致，在封閉、滯粘的農業社會中，卻具有全民性。因此，儘管「三武一宗「的滅法來勢凶猛，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也不同，有對佛教採取鉗制和限止政策的，而其打擊的結果，受到重創的是王室佛教和士大夫佛教。至於民眾佛教，由於受民俗的保護，則表現為極強的韌性。
這也是唐代武宗會昌年間滅佛之後，士大夫佛教一蹶不振，日益式微，而民眾佛教卻仍然發展如故的真正原因。趙宋以後，尤其是明清兩代，民眾佛教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諸多民俗的重要依據。「家家彌陀、戶戶觀音」是當時佛教在民間流行的生動寫照，各宗各派的道場殊途同歸，儒釋道三家合流，以及寺院經懺興旺、頻繁啟建水陸，這一切無疑折射出民眾的信仰需要。
近二十年來，隨著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實，社會環境的日益寬鬆，佛教寺院恢復迅速，香客盈門，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別是香港設立佛教公眾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現代高科技時代，仍然在民眾中擁有廣泛的信仰基礎。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佛教對於民眾生活（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影響是廣泛的、深入的。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還表現在歷代弘法者堅韌不拔、捨身求法的人格魅力對國人的感召力，以及弘法者成功與失敗兩方面經驗對我們的啟迪方面。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廣泛流傳，特別是隋唐時期形成八宗鼎立，學位體系恢巨集的全盛期，以及在近代成為推動民主主義運動的有力**，是與一批高僧大德鍥而不捨的弘法精神緊密相連的。佛教對於國人而言本是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佛教的思維模式與我國固有傳統之間差距也甚大。
因此，中國佛教濫觴時期的安世高、支婁迦讖、康僧鎧、嚴佛調及稍後的竺法護、朱士行等大德的拓荒事業，可謂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道安、慧遠等高僧為弘傳純正的、符合佛陀本旨、本懷的佛教，為建立和培育僧團，協調僧團、信徒與**及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可謂是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特別是在中國歷史上亨有盛譽的、而又為民眾家喻戶嘵的玄奘、法顯等求法高僧，不畏艱險、跋山涉水、千死一生地赴印度取經學法，並載譽而歸。
他們捨身求法的精神，堅韌不拔的毅力，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魯迅先生稱玄奘大師為「民族的脊樑」是恰如其分的。近代以來，以章太炎、楊仁山，譚嗣同、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知識界人士，特別是以太虛為代表的近代高僧自覺運用佛教教義，宣傳眾生平等、人類大同的民主思想；倡導「人生佛教」，明確提出「不能**，豈能作佛」的人本主義佛教觀，無疑為現代佛教與社會的適應，與時代潮流的合拍準備了條件。
同時，我們通過反觀歷代**弘揚者的弘法歷程，以及他們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可以得到啟迪：佛教要在中國生存和發展，必須與中國社會相適應；如若不然，則必將被淘汰，或歸於沉寂。精深嚴密的法相唯識學，自窺基、圓測兩位大師圓寂之後，法燈難續，在宋元明清時代長期處於休眠狀態，更無法在民眾中產生影響。
至今該學說的關注者只侷限於學術界和佛學院的範圍；而禪淨二法門都如日中天，在信徒中具有廣泛和深入的影響，即為明證。另外，歷代高僧大德捨身求法、堅韌不拔、孜孜不倦、慈悲濟世、愛國護教的精神，伴隨著他們的人格魅力，對塑造中華民族 性格，起到了良好的感召與薰陶作用。在廣大中國民眾的心理深處，充滿著對玄奘大師等捨身求法的人格風範的崇仰之情。
一代文豪魯迅也盛讚玄奘法師為「中國人的脊樑」。可見，佛教高僧的人格魅力在公眾心目中的影響力。
佛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同時表現在外來文化對本地文化的滲透和影響方面。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伴隨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國雕塑、繪畫藝術的傑作，如敦煌石窟、雲崗石窟、龍門石窟中的作品，在創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藝術，從而也間接地受到了希臘藝術的影響。
譯經事業的高度發達，隨著大量佛教典籍翻譯為漢文，也給漢文帶來了眾多的新鮮語彙，豐富了漢語的表達能力，如「三昧」一詞，現在已成了漢語中表示精髓、奧祕、要旨的詞彙。又如，隨著誦經的開展和普及，印度的「四聲」已成了漢語的基本發言標準。現在中國孩子一進小學，就要學習「平上去入」四聲。
諸多事例不勝列舉。總而言之，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印兩大文明體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補充的機會，其交流現幾乎遍及當時已有的各個學科，如文學、農藝、手工業、藝術、邏輯、醫學、音韻等。
中國的社會在發展，佛教也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發展。佛教過去對中國社會各民族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今後仍將繼續對各民族產生影響。因此，認清佛教曾經、並且現在仍然對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對於我們思索將什麼樣的佛教帶入二十一世紀，如何使佛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揮其所應有的作用，是有現實和歷史的意義的。
回眸兩千餘年的中國佛教的發展歷程，在新世紀已經走過三年的不凡歲月的今天，我們作為一個佛教徒，必須發掘和發揚佛教對中國社會的積極影響，使佛教更好地在新的歷史的條件下，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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