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為什麼這麼詳細為什麼中國那麼重視歷史?

2021-03-07 16:06:23 字數 5284 閱讀 4088

1樓:庫圖魯的召喚

如果僅從詳細方面考慮,中國歷史比較詳細。

2樓:匿名使用者

有人認為因為我國曆史長,延續久並且沒有斷過所以我們的歷史詳細。這個解釋很可笑,宇宙的歷史夠久了吧,為什麼人類瞭解還非常有侷限性?國家歷史悠久是歷史資料詳細的基礎但不是原因,我們的歷史為什麼詳細是因為我國自封建時代以來就有非常嚴格的「記史實」的制度和習慣。

封建時代的人們認為「皇權天授」,皇帝是按照上天的旨意來統治人間的,但是皇帝也好,臣子也好如果做了違背上天意願的事情就會被上天懲罰,引致朝綱崩塌。為了來評價人間的事情是否有忤逆上天的意思,就得詳細記錄當時的重大事件,說明事件的合理性,進而「以史為鑑」。這是朝廷設立國家史官制度的初衷,後來漸漸形成定製成為一個重要的「部委」,就好像現在國家檔案局。

另外野史之類是當時學術界、文人甚至**家寫的,對正史有一定得補充。

3樓:匿名使用者

一方面,中國自周代以來就有教完整的國家史官體系(太史公、太史令等),記載國家大事,對於皇帝更是有詳細的起居注紀錄,並且有組織人員為前朝修著史傳的傳統;

另一方面,中國向來鼓勵文化學習,貴族的文化素質也比較高,留下大量史料,不像西方傳統中貴族以無知為榮,只有僧侶等人才學習文化。

另外中國一直以來的延續文明也使史料的記載和儲存得以可能。其他文明則缺少連貫的歷史體系。

4樓:飛翔的斑馬

當然是中國最詳細了

中國是發明文字最早的國家之一

中國發明瞭偉大的造紙術

這兩點使得中國以往的歷史能夠記錄下來並傳之後世而歐洲就不行了,我們用紙的時候他們還在用羊皮呢

5樓:雨中有感

中國古代史相比詳細,中國的史書太多了,相比世界而言世界史比較冗雜,中國史是延續的

6樓:匿名使用者

中國有龐大的二十四史

但是國外也有他們的史官

是因為你瞭解的不詳細罷了

7樓:匿名使用者

誰也沒有幾千年的壽命,沒有經歷過真實的歷史,怎麼比較呢?

8樓:匿名使用者

中國人一直都很注重以史為鑑,皇帝有時會請教史官,所以專門的史官從周朝就有了。

9樓:請問大家了

這個問題。。。真沒看明白什麼意思滴》??

為什麼中國那麼重視歷史?

10樓:匿名使用者

在世界各文明古國中,像中國這樣重視歷史的國家絕無僅有。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也不僅僅是一個文明程度的問題。要說歷史悠久,中國不如埃及、巴比倫;就是記錄歷史的主要手段——文字,中國也不擁有最早的發明權。

但是,古代中國對歷史的重視程度,不僅是其他國家所望塵莫及,也出乎今天大多數人的想象。

根據甲骨文的卜辭判斷,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就已經有不同型別的「史」,他們顯然有不同的分工,負責記錄或保管不同的內容。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數以百千計的大小諸侯國,都設有專職的史官。從秦朝開始的**集權制政權,史官和負責收藏保管史料的機構是****必不可少的建置。

為了傳承歷史,儲存書面以外的記憶,保證史官的素質,史官往往家傳世襲,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與他父親司馬談就是兩代史官,《史記》也是父子兩代的積累。史官內部有明確的分工,自先秦以降就有「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的說法,即對君主的言論和行為分別由不同的史官負責記錄,以便儘可能保持完整和專一。在長期的延續過程中也形成了嚴格的制度。

如規定史官可以隨時記錄君主的言行和相關的事件,然後直接投入一個密封的櫃子,要等到這位君主去世後,才能開啟櫃子,將原始記錄用於編纂該君主的「實錄」。君主生前不能查閱自己的原始記錄,也不能看史官整理的初稿。

中國曆代形成的史書、史料之多,是世界之最。由清朝官方編纂、皇帝親自審定的典籍彙編《四庫全書》中,「史部」是四部之一,都是直接的史料或純粹的史書,在其中「經」、「子」、「集」三部中實際也有大量間接的史料。

中國的史書覆蓋全部領域,從一個朝代、一個割據政權、一個行政區域(郡、縣、州府、道、路、省、廳等),到一個鄉、鎮、村,以至寺廟、山水,無不編寫自己的歷史。帝王將相有傳,平民百姓稍有地位或財力也會找人寫傳或自己作傳,家族譜牒更是童叟無欺,有名必錄。除了國家大事、忠孝節義、嘉言懿行,諸如諸子百家、文學技藝、貨殖遊俠、釋道神仙、醫卜星相、九流三教,凡是曾經存在過的人和事,鮮有不被載入史書者。

所以,不論我們要找哪一方面的史料,在中國的史料庫中都不會落空。

歷史在古代中國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於對神的崇拜和對某種宗教的信仰

任何傳統的形成都有一個較長的過程,並且有其必然的原因,中國歷史傳統也不例外。在人類的早期,無論哪一群體、哪個民族,都要經過一個對自然或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產生自己的神話。也往往會產生巫術、占卜、祭祀或原始的宗教信仰,巫師、祭司等負責溝通人與神之間關係的人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記錄他們活動或言論也成為一個部族或群體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負有這類任務的人就是原始的史官。

早期的巫師與史官大多兼於一人,但隨著群體範圍的擴大和事務的繁劇,兩者逐漸分化。中國黃河流域的部族較早形成發達的農業文明,物質條件的改善和穩定使供養專職的史官成為可能。

同樣,由於農業社會的發達,一個部族的人口就會較遊牧、狩獵、採集等生產方式條件下形成和維持著的部族擁有更多的人口,也更重視人本身的力量。但人類之間的威懾力畢竟有限,統治者還是不得不藉助於天或神的力量。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權威,統治者總是將自己打扮成天或神的代表。

所不同的是,在有些群體,神被直接當作統治者;而在另一些群體,統治者被當作神的代表。中國的華夏諸族顯然屬於後者,所以在古代沒有形成系統的神話,至多是一些半神半人的英雄,並且逐漸讓位於代表了天意或天命的人物。開天闢地的盤古,創造人類的女媧,移山填海的精衛很快讓位於有具體事蹟的黃帝、堯、舜、禹,就連黃帝乘龍飛昇的結局也為禪讓等經過美化的人事所取代。

周人的先祖后稷,傳說是他母親在一個巨人的足跡中受孕的,這只是對早期群婚制殘餘的一種美化。

「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理想,「君權神授」和「天人感應」的觀念,都賦予記錄君主言行和祭祀、軍事等大事的史官最神聖的使命——他們所記錄的實際是天意,是天命的體現。如果有半點不實,那就是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就是欺天。正因為如此,歷史在古代中國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於對神的崇拜和對某種宗教的信仰。

天或神的意志通過天象、祥瑞、災異傳達給人類社會,或者直接給予人類庇佑或懲罰,又由獲得它們充分授權或信任的君主加以執行。史官的作用不僅在於記錄以君主為核心的事實,而且扮演著溝通天人之間的角色——因為只有他們如實地記錄了天意、天象,上天的意圖才能讓人們瞭解。離開了他們的記錄和解釋,普通人不可能從某種孤立的現象或事件中瞭解天意,即使那些人有幸在現場,或耳聞目睹,親身感受。

對於後人來說,史官的記錄更是他們瞭解天意的唯一**。所以,史官實際上類似早期的巫師或祭司,或者是宗教中的高階神職人員。

由於普遍都害怕不良的歷史記錄會給自己的餘生或後代帶來「惡報」,客觀上也增加了古人對歷史的敬畏

早在先秦時,就出現了堅持記錄事實的史官的典型。例如,公元前607年,荒淫暴虐的晉靈公引發了晉國的內亂,他為將軍趙穿所殺,而當時擔任正卿(首席大臣)的是趙盾。內亂平息後,太史董狐記下「趙盾弒其君」(趙盾以臣子的身份**了他的君主),並在朝廷公開宣示。

趙盾認為這不是事實,董狐反駁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你作為正卿,逃亡時尚未走出國境,返國後又不懲治**,不是你又是誰呢 )趙盾無言以對,但也不敢對董狐有所不利,因為他明白董狐的精神支柱是什麼。公元前548年殉職的齊國太史兄弟的事蹟更為慘烈:

齊莊公因與大臣崔杼之妻私通,被崔杼指使部下殺死,另立齊景公為主。事後這位太史記下「崔杼弒其君」的事實,被崔杼所殺。太史的兩位弟弟相繼作同樣記錄,相繼被殺。

太史的三弟依然這樣記錄,崔杼無計可施,只能就此罷休。南史氏得知太史接連被殺,惟恐齊國的歷史中斷,準備去續寫。途中聽說已經有人如實作了記載,才放心地回去。

這一切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的職業道德,而是基於神聖的使命感,這才是董狐、齊太史兄弟和南史氏視死如歸的根源。而趙盾之所以不加害於董狐,崔杼最終不敢繼續殺害太史的三弟,並不僅僅是懾於他們的人格力量,而是害怕違背天意,喪失天命,得到天譴。

「視死如生」的觀念在先秦時就已形成,至秦漢已成為處理後事的原則。君主的去世被認為是生命在另一個世界的延續,所以不僅要給予精神上的尊崇,還需要物質上的供養。這也使君主對史官的記錄和未來編纂成的歷史保持著更大的敬畏。

如果說受到天譴或許還有點虛無縹緲,至少不至於立竿見影的話,那麼在另一個世界直接要聽到後人的咒罵,看到自己的子孫後代受到報應,就足以使他們的行為有所收斂,或者在史官面前要有所顧忌。而在民間,無論是由境外傳入的佛教,本地產生的道教,還是各種多神崇拜,更直接地滿足著人們的世俗訴求,表現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報應觀念。即使是士大夫階層,儘管表面講求的是儒家學說、孔孟之道,骨子裡大多也信因果報應。

由於普遍都害怕不良的歷史記錄會給自己的餘生或後代帶來「惡報」,客觀上也增加了人們對歷史的敬畏。不過物極必反,這樣的敬畏也會導致另一種後果——千方百計使歷史記載對自己有利。

新建立的朝代都會將為前朝修史作為國家政治的大事,其主要目的是通過修史掌握解釋天命的主動權

其實,孔子在編纂《春秋》時,就發現了現實與理念的矛盾——理論上應該代表「天命」的「天王」周天子不僅掌握不了天下的命運,連自己的顏面和生命都難保證;而犯上作亂的亂臣賊子非但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還能堂而皇之地享用天子禮儀,成為諸侯的共主。痛心疾首的孔子既不能違背史官有事必錄的準則,又不願接受禮崩樂壞的現實,於是創造了「春秋筆法」的記錄手段,即在儲存事實的同時用不同的詞語顯示自己的貶褒立場。如周天子被迫逃出國都,《春秋》記為「天王狩於河陽」。

周天子到達河陽倒是事實,卻成逍遙自在的「狩獵」。而「狩」此後也成了皇帝逃亡或被俘的代名詞,如宋徽宗父子被金兵俘虜後北遷稱為「北狩」,慈禧太后逃往西安記為「西狩」。後世儒家稱頌「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認為他「一字之褒榮于冕紱,一字之貶嚴於斧鉞」。

儘管亂臣賊子根本不怕「一字之貶」,也不在乎「一字之榮」,孔子的理論和實踐卻開了歷史記載必須服從政治的先例。為了政治正確,事實可以增刪,同樣的事實可以作不同的記述或解釋。掌握了政權就掌握了歷史的編纂權和解釋權,而歷史也成為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和統治基礎。

正因為如此,新建立的朝代都會將為前朝修史作為國家政治的大事。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將歷史當作一面鏡子,當然是目的之一。但更主要的是,通過修史掌握解釋天命的主動權,以證明本朝取代前朝,是因為前朝已失去天命,被天所厭惡,所拋棄;而本朝得了天命,得到了上天的眷顧和庇佑,因此識天命的臣民就要像對待前朝一樣忠於本朝,而不能逆天意而動。

成功地運用對歷史的解釋權,不僅能消弭敵對行動和潛在的反抗勢力,還能贏得前朝遺臣遺民的衷心擁戴。清朝入關後,各種形式的反抗一直沒有停止,明朝遺臣遺民和士大夫的消極對抗更是持久不衰。但當清朝正式修《明史》,承認其正統地位,充分肯定遺臣遺民忠於明朝、反抗清朝是「忠臣」、「義民」、「節婦」,而投降清朝的**都被列名於「貳臣」,同時證明天命已歸於清朝,絕大多數人從此心服口服,俯首帖耳當清朝的忠臣順民了。

甚至在清朝覆滅之後,漢族遺老遺少還在稱頌「自古得天下無如本朝之仁者」。

中國古代歷史,中國古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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