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仁昌居士
郡望」意思是某一地域或範圍內的名門大族。
「郡望」
版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權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或範圍內的名門大族。
韓愈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他的祖輩都曾在朝或在地方為官，其父韓仲卿時任祕書郎。韓愈三歲時，韓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長韓會撫養**。
2樓：匿名使用者
郡望的由來和演變
「郡望」一詞，是「62616964757a686964616fe58685e5aeb931333233666138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
秦漢以後，隨著家族的繁衍遷徙，姓氏原有的以血緣論親疏的文化內涵逐漸淡化，而以家族地望明貴賤的內涵成了姓氏文化最為突出的特點。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歷代的姓氏書中，其中有一類是以論地望為主（如唐代柳芳的《氏族論》和南朝劉孝標的《世說新語》）。
《百家姓》刻本，也往往在每個姓氏前面註明了「郡望」。如魏晉至隋唐在我國北方形成的「四大郡望」：范陽（今北京至河北省保定一帶）盧氏，清河（今河北省清河一帶）崔氏，滎陽（今河南省鄭州一帶）鄭氏，太原（今山西省太原一帶）王氏。
「郡」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有邊地設縣，後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
戰國地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縣統於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後，分全國為36郡，後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任免，成為**主義**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
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沒。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
但「郡望」作為專指某些地域某一名門望族的習慣用語，卻保留下來。並與門閥制度緊密相連，在封建社會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沿用不衰。
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影響大，權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並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宣稱某稱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益的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始於西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後，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厚祿，數世不衰，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汝陽袁氏四世五人位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望族。
由於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祥、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於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
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採納鄉里**，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隻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
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的士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
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樑」，有令、僕(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
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
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裡，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要姓為第一，外威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
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鬱郁澗底鬆，離離山上草。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石單和張安世，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
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於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隋唐時期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但卻產生了一大批新的宗室親貴和功臣元勳，即新的士族集團。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魏晉至隋唐時期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佈。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註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雲：「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樑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這裡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
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里》)。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分攵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裡，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並非其人籍貫，劉分攵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餘)。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題郡望曰「吳興」。
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如，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其別集卻題為《滎陽外史集》，滎陽者，鄭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蘇州 人，卻自題郡望曰「河東」。
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歸因於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宗認親。據資料統計，在當今臺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佔96.
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臺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掛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
尤其近年來隨著全球尋根熱的興起，海外炎黃子孫紛紛歸國，旅遊觀光，尋根問祖。姓氏郡望成為他們追尋家世淵源，謁祖朝宗的重要依據。「姓氏郡望」這一傳統的歷史文化遺產，在團結海內外炎黃子孫，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等方面，仍具有現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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