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答案：白居易
提出 此口號的背景是：他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裡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時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為現實而作，也就是《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
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是為了現實。杜甫一生寫了許多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的作品，但他沒有提出為時事而作的主張。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唐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一大貢獻。
2樓：陳xiao張
此句出自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
他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3樓：摩羯大道本源
唐朝的白居易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 文章合為時而著。
在文學上，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唐代詩人是誰
4樓：兔朱迪
白居易。他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5樓：燕之謎
答案：白居易
提出 此口號的背景是：他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裡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時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為現實而作，也就是《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
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是為了現實。杜甫一生寫了許多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的作品，但他沒有提出為時事而作的主張。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唐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一大貢獻。
詩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理解
6樓：森林之黃
唐朝的白居易響亮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
文章合為時而著。這既是古訓，又是歷代文人富於歷史使命感的一種集中概括。「為時而著」的「時」，即時代之意也。
「為時而著」，對於讀書人而言，它意味著自己對時代的一種關注，對現實社會的一種關切，對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種責任和使命。古往今來，做到「為時而著」的雖不乏其人，但可以肯定地說，更多的是雖有「為時而著」之心，卻未必有真正的「為時而著」之「文」。究其原因，就在於要想真正做到「為時而著」，就必須傾聽時代的足音，呼吸時代的空氣，把握時代的脈搏，讓自己的心合著時代的節奏一起跳動，真正用心去感悟時代、體驗時代，為時代而唱。
此句出自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
他在《與元九書》中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裡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反映時事，也就是《秦中吟序》所謂「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另一方面是為現實而作，也就是《與元九書》所謂「裨補時闕」。
反映的事情不一定是時事，但目的是為了現實。杜甫一生寫了許多面對現實、諷諭時事的作品，但他沒有提出為時事而作的主張。白居易繼承了漢樂府「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從中唐的社會現實出發，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是對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一大貢獻。
7樓：加菲2日
——讀白居易《與元九書》札記
唐代現實主義詩人自居易，不僅因其大量富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詩篇名於世，而且還有許多關於詩歌創作的真知灼見傳於後。他於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給詩人元稹的一封信《與元九書》就是「痛詩道崩壞」，「欲扶起之」而作，故「粗論歌詩大端，並自述為文之意」。白居易在這封信中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重申了我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鍼砭了當時又將躁起的浮豔詩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推動了當時的新樂府詩歌運動。
白居易本人實踐這一理論，寫下了一批有價值的詩篇，他的這些理論和創作，至今仍不泯其光輝。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自居易詩論的綱。「為時而著」，是說創作要適應時代的需要，要對時代的發展起促進作用，「為事面作」，係指創作要緣事而發，於事有益，「為時」，強調了創作與社會政治的關係，「為事」，突出於創作與現實生活的聯絡。「為時」、「為事」，都強調了文學對社會生活的積極作用。
白居易以現實主義為出發點指出了文學創作的依據、目的和功用。
白居易認為「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指出了構成詩歌內容和形式的諸要素，同時突出了感情的重要意義，把它比作植物的根。
這是因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在此不僅將詩和其他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區別了開來，而且和其他文藝形式作了區分。他指出詩歌創作的過程：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于嗟嘆，而形於歌詩矣。」 （《策林六十九》）既然詩是因事而孕，因情而娩，那它就能打動人心，因為上自聖賢，下至愚騃，「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人是有感情的，富有感情的詩歌自然能撥動人的心絃。
正由於白居易理解了詩的特性，才提出讓詩發揮它的社會作用：「補察時政」，統治者可以借詩而知民情，從而改除弊政；「洩導人情」，人民群眾可以因詩而明善惡，從而抑邪揚正。以此，吏治得清，民風可淳。
既然詩產生時是受制於「時」植根於「事」，產生後又作用於「時」觸及於「事」，那麼詩當然是「為時」、「為事」而作了。
「為時」、「為事」而作，是為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白居易認為寫作不是為了個人消閒遣興，逞才顯能，也不是以此阿諛迎逢，****。他指出：
「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而《詩經》的諷諭傳統已失掉了。謝靈運留連山水之間，陶淵明吟唱田園之內，詩的戰鬥鋒芒已銷磨了。
謝眺《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的名句「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鮑照《玩月城西門》中的佳語「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狀物摹景可謂神形畢肖了，而白居易卻認為「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由於沒有諷諭社會的內容，只是「嘲風雪，弄花草」，社會意義也就不大。至於以詩來取悅邀寵，就更不可取，當入唾棄之列。白居易有云：
「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惟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
」（《采詩官》）那些讒邪小人，閉著眼睛說瞎話，昧著良心唱讚歌，一味的****，盡情****，「救失之道」遁跡，「諂成之風」大熾。如此下去，最高統治者不見弊端叢生，只道歌舞昇平，不聞啼飢號寒，只知琴瑟鍾磐，必然使得**橫行無忌，汙吏胡作非為。從上述可見，白居易不僅希望詩人說實話，說真話，而且提倡要為人民說話，敢於鍼砭時弊乃至於指出統治者為政之得失。
「為時」、「為事」而作，「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白居易認為唐代大家李白、杜甫，雖然才氣橫溢，奇思超群，可是「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甫可傳之作有千首之多，而象《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等詩，以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些富於諷諭的詩句，「亦不過三四十首」。他很重視諷諭詩，將其列請首位。
所謂諷諭詩，他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
」他說這種詩長於「美刺興比」，「意激而言質」，切中時弊，痛下鍼砭。白居易創作了諷諭詩一百七十多首：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都是很負盛名的。
象《二王后》、《太行路》、《驪宮高》等，直接對皇帝的行為進行了指責和規戒；《捕蝗》、《蠻子朝》、《鹽商婦》等，抨擊了官吏、時政之弊；《新豐折臂翁》、《杜陵生》、《繚綾》等，揭露了不合理的制度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胡旋女》、《井底引銀瓶》、《時世妝》等，則批評了一些不良的社會習俗。總之，他諷刺的矛頭指向各個方面，不怕位高勢大，不懼流言蜚語，為了使諷意顯豁，他「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 （《新樂府序》），有的並以「小序」點明作意。「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輕肥》）「豈知闊鄉獄，中有凍死囚」（《歌舞》）「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織者何人衣者誰？
越溪寒女漢宮姬」 （《繚綾》） 「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 （《夏早》）「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杜陵叟》），都愛憎分明，感情強烈，語言犀利，這種諷刺無疑是對人民有利的。有人認為白居易的詩是「為君」的，是「願得天子知」的，從而貶低它的思想意義，殊不知他「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之二），以社會底層的賣炭翁、賣花女、采地黃者入詩，為民請命，人聲疾呼，不是難能可貴的嗎！
「為時」、「為事」而作，則要求「意激而言質」。感情激烈，語言則要質樸，形式要通俗，這才能上下流通，四面傳播，擴大社會效果。白居易總結他的通俗詩的經驗說：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渝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也。」 （《新樂府序》）語言淺顯樸實，舒暢自然，內容真實可信，切中時弊，這種詩使人易懂、易唱、易傳、易信，也就易感。
如果把詩寫得晦澀難懂，詰屈贅牙，華而不實，浮而見偽，那怎麼能對時代和社會起作用呢！惠洪在《冷齋夜話》中說：「白樂天（居易）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
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
」這話未必完全據實，可是白詩寫得淺白，有些確為老嫗可解，卻是事實。象《觀刈麥》：「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臀懸敝筐。聽其相頤言，聞者為悲傷。
家田轅稅盡，拾此充飢腸。」通篇無難字闢詞，無生冷典故，不故弄玄虛，不追繁逐採，說老嫗能解是不過分，今天我們的小學和初一語文教材中還選了這首詩。由於內容和形式都為群眾喜聞樂見，因而白詩流傳很廣。
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說：「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一九五九年十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工作人員在婼羌縣米蘭古城清理房屋遺址時，發現有坎曼爾「元和十五年抄」的自居易的《賣炭翁》，可見詩成（於元和十年）後沒幾年就迅速傳入西域。朝鮮、日本人民也都很喜愛白詩。擁有的讀者如此廣泛，在古代詩人中是不多見的。
「為時」、「為事」而作，要有不怕「得罪於文章」的膽略和勇氣。抨擊封建統治的腐敗，揭露當權者的劣跡，描寫人民群眾的疾苦，抒發不平者的怨憤，這種戟刺時事、干預生活的作品，獲得群眾的廣泛喜愛是很自然的。可是也正因為此，必然要遭到權貴的排斥和打擊。
白居易說他的詩在一些人中的反應：「凡聞僕《賀雨詩》，而眾口笈笈，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
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進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
」由於諷勸皇帝改善人民生活，讚揚了個正直的不畏權勢的官，居然就便一些人咬牙切齒，揎袖捋拳，說他是沽名釣譽，是詆譭攻擊，是惡言訕謗，不一而足。白居易不僅因詩而受到誣衊構陷，而且還被削職罷官。白居易的這《封與元九書》，就是在被貶謫到江州時寫的。
他於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三年改任為左拾遺，十年遷為東宮贊善大夫，接著被降為有職無權，地處偏僻的江州司馬，做一個無事可做的閒官。他卻並不因此而消沉，仍很樂觀地說：「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當然，寫風花雪月可以保身。書諛詞諂語能夠升官，可是心懷「兼濟」之志、面向慘淡人生的白居易，則不憚獲罪而堅持「為時」、「為事」而作。
白居易強調「為時」、「為事」而作，突出了文學的社會作用，並不是降低對作品的藝術標準。他說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寄唐生》），「繫於意，不繫於文」 （《新樂府序》），好象他無意於藝術上的追求。其實，這是他矯枉過正的偏激之言。
他說：「僕常痛詩遭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這是因為「大曆（唐代宗年號，即766--779年——筆者）以還，詩格初變。
開（元）、（天）寶深厚之氣漸遠漸離：風調相高，稍趨浮響」 （《四庫全書總目錢仲文集提要》）。白居易的主張，正是針對那種形式主義詩風而提出的。
白居易雖強調詩的內容，但不是搞概念化、簡單化。他提倡「辭質而徑」、「言直而切」，是為了讀者易懂、易感，並非不要形象思維，不講究詩味詩趣。因為自居易深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長則情見（現），情見則感易交」，他是深得藝術三昧的。
他寫作時決不輕率從事，敷衍成章。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周元公曰，白香山詩似平易，觀其間存遺稿，塗改甚多，竟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白居易自己也說他是「舊句時時改」的。白居易的詩作為一種流派，自有它存在的價值。人們並不因重杜甫的沉鬱頓挫，而以他的清新爽利為輕；因愛李白的奇縱奔放，而以他的平實質樸為非；因私李賀的怪崛峭麗，而以他的素淡無華為鄙。
白居易提倡諷渝詩，同時也不反對讚譽之作。因「刺」和「美」是問題的兩個方面，只是表現的形態不同罷了。有人認為文學只要「美」不要「刺」，其實是形面上學的片面觀點。
白居易於《道州民》中，美臣遇明主，《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如果要理解為巧妙地刺天子不憂農，不重惜人之財力也是未嘗不可的。
白居易終究是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他的「為時」、「為事」而作的主張沒有能堅持下去。被貶謫江州之後，消極避世思想逐步佔了上風，終於只能寫些閒適詩、感傷詩，甚至豔體詩了。白居易為時、為事而作的作品琳瑯光燦，廣播海內，而後的那些作品則黯然無光，不為人所道。
這是封建時代詩人的一個悲劇，也是留給後人的一個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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