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百子碑

2021-04-17 16:42:56 字數 5465 閱讀 5805

1樓:匿名使用者

《呂祖百

字碑》,唐末呂洞賓撰,又稱《百字碑》,為五言20句詩歌專,只有100個宇。內容簡明屬

深刻,講述了內丹修煉的整個過程、內景、效驗等。碑文如下:

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動靜知宗祖,無事更尋誰?

真常須應物,應物要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

氣回丹自結,壺中配坎離。陰陽生反覆,普化一聲雷。

白雲朝頂上,甘露灑須彌。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

坐聽無弦曲,明通造化機。都來二十句,端的上天梯。

歷史人文是什麼意思

2樓:匿名使用者

歷史人文就是人類文化中的先進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進的價值觀及其規範。其集中體現是: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愛護人。簡而言之,人文,即重視人的文化。

3樓:快來響亮星空

歷史上人類社會的各種社會現象

歷史人文

4樓:楓俠客

正面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併六國,併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範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定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只重征服,不重製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

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至今,英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也是從羅馬語chin(秦)演變過來的,這在一個側面上表現了秦帝國的影響力。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遊,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

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並非如後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後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修驛道,設郡縣」,這是中國能夠採用郡縣制這種先進位制度,而非類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個必要條件。

同時期的羅馬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只能設權利極大的總督(總督總攬一地的軍政大權,都是貴族,基層組織都依靠當地的原有組織),仍舊類似於分封制,這是羅馬帝國後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郡縣制是一種平民制度,其軍政首腦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績軍功可上可下,可平職調動,這就導致了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的出現。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都可以來自平民,郡縣官僚制有效的保證了平民(布衣)參政議政的權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軍功政績才出將入相),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

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於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後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於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猶行秦法政」。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詩《古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桑弘羊的論著中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功績。 清代的章太炎在2023年撰寫的秦政記也讚揚秦始皇。

·負面因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而其後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推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因此,秦始皇常作為負面典型出現在各種散文、史籍中。如賈誼的《過秦論》等。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賈誼《過秦論》:

秦始皇被很多史學家看作是一個暴君,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萬里長城、秦馳道、靈渠、阿房宮及秦始皇陵等的規模均極為龐大,勞動舉國的人口興修,不少文獻均斥責在工程進行時造成不少人命死傷,但另一方面卻使各地的交通進一步發展,有助日後交通、經貿、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為史學家對於秦始皇功大還是過大的爭論點

人文歷史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人文歷史

5樓:弱肉強食本質

人文歷史 -人類文明史 -人口狀況 -人種語言 -宗教派別 -人文景觀 -城市 -物質文明 -政治地理 -世界各國主要節日 -世界各國外交禮儀 -世界各國**環境

人是有文化的動物,這是眾所周知的。可是「文化」的定義是什麼?就眾說紛紜了,有的說:

「文化是複雜的現象,包括人類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創造人類社會的能力和習慣」。也有人簡括地說:「文化是人類由生活經驗所獲得的智慧」。

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文化在地面上表現出來的現象,人類的文化活動千頭萬緒,五花八門,而其在地面上表現出來的現象,也就錯綜複雜,頭緒紛亂了。簡單地說起來,人類的文化活動,大致可分為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物質文明、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以上的各種文化活動,性質不同,演進的方式也不一樣。

語言文字的傳播和學習,並不十分困難,歐洲不少國家的人民,會說幾種話,也會用

二、三種文字,宗教信仰,也可更改變換,物質文明的衣食住行,更是日新月異。其中最不易改變的,要算是社會組織和生活方式了,這也是地球表面上最顯著的地域差異性,也是人文地理學上最應著力的研究課題。世界可分為十一個文化區。

參考資料

歷史屬於人文學科嗎? 5

6樓:初級提問者

是的人文學科(humanities)這一名稱本身就是科學所界定的,是20世紀對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的簡便總稱。現代哲學是由科學形成時清除出來的東西界定的,其他現代人文學科則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式出現,其後衍生出歷史、現代語言甚至藝術史。

人文學科的主幹可以現成地用人們常說的「文(文學)、史(歷史)、哲(哲學)」來指稱,或者再加上藝術。較廣義的「人文學科」則還可以包括諸如現代語言和古典語言、語言學、考古學、乃至含有人道主義內容並運用人道主義的方法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辨別大學文科中「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一個便捷的辦法是:

文科中凡是不那麼實用、因而也不那麼賺錢、趨於冷門的學科大致就是「人文學科」了,而比較實用、賺錢和熱門的學科、例如經濟學、法學,則大致屬於「社會科學

7樓:儒雅的凝眸

其實我個人認為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分類不是太必要,就像我們沒有必要強行把廣義上的自然科學強行分為自然科學(狹義)(理科)和技術科學(工科)一樣。人文學科(個人認為不能稱之為「人文科學」,因為文化學、藝術學、美學、語言學、文學這些學科屬於藝術類的,不具有科學的任何特徵)和社會科學本來就是互相融合、不分彼此的,它們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把歷史學劃到人文學科這邊,那麼請問經濟史、政治史、法制史、軍事史、民族史、社會生活史算什麼?

難道這些研究的不是人類社會嗎?同理,人文地理學真的只是社會科學的分支嗎?如果這樣那文化地理學、藝術地理學、文學地理學、語言地理學、地域心理學該怎麼分類?

還有哲學研究的物件難道只是人的精神世界而不包括人類社會嗎?顯然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本身密不可分,應該算作一個整體即「人文社會科學」。

8樓:用音符碰觸靈魂

屬於,歷史是文學的收藏,把他詮釋出來,是一種文化的傳承。

歷史軍事人文

9樓:匿名使用者

秦王「掃滅六國」,使中國歷史進入新的大一統時期。持續400餘年的秦、漢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但位居長江中游的武漢,此一時期的史載幾處空白,其人文演繹亦相對沉寂徘徊。

其原因大概是:楚國滅亡後,楚地「地廣人稀」;楚漢大戰中項羽在「四面楚歌」聲中敗亡,楚地又一次「元氣大傷」。直到東漢末年,曠日持久的大一統局面開始土崩瓦解,使得位居「國之中」的武漢,軍事上的戰略地位迅速凸顯,沉寂已久的武漢地區旋即烽煙四起,群雄競逐。

清人顧祖禹曾言:「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從中可窺武漢在中原政權和長江上游政權控馭東南地區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因而自東漢末、三國時期直至六朝更迭年代,各路諸侯競相爭奪,在龜、蛇二處夾江峭峙兩岸,築起屯、壘、城、堡。兩江交匯處的高阜上,更成為歷代兵家必爭之軍事要塞。這一時期的古城,武漢境內多達10座。

最早的一座軍事城堡是位於漢陽龜山西北坡的郤月城,東漢末一度成為江夏太守黃祖的軍事據點和江夏郡治。此城緊扼漢水入江要道,具備城港一體化的原始形態。從建安四年(199)至建安十三年的10年間,孫策、孫權兄弟與黃祖先後在此大戰四回合,最終攻下此城。

公元220年,孫權一度遷都於鄂城,更名武昌,寓「武治則昌」之意。公元223年,孫權在今武昌蛇山築夏口城,城西臨江黃鵠磯上的那座軍事瞭望臺,即黃鶴樓之雛形,並最終演化為中國名樓之冠。這是孫仲謀建此樓時絕對不可能想到的。

夏口城「週二三裡」,面臨長江,與漢水口遙遙相望。同時,開闢水師基地,與曹魏佔據的漢陽對峙。故而司馬懿曾有「夏口、東關、賊之心喉」一說。

此外,兩晉、南北朝時期,武漢境內還建有沌陽城、魯山城、「曹公城」、「肖公城」等一大批軍事城堡及屯、壘。「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杜牧《赤壁》)這裡曾上演過多少為後人廣為傳誦的英雄故事。

三國名將呂布屯兵的小沛,就在今天武漢的江夏區。在武昌卓刀泉,相傳當年關羽用青龍偃月刀斫向山石,清泉汩汩流出……頻繁的戰亂,也使武漢長江及其支流上出現諸多軍事港灣,沙羨屯、黃軍浦、南浦、鸚鵡洲等均系重要軍港。夏口古城港更是規模巨集大,可「屯精兵數萬」。

至南北朝時期則成為商舟聚泊的一大港埠。此時的武漢地區,可以說是城堡、港埠林立,其人文之演進也無不打下城堡、港埠之烙印。但這種由軍事要塞孕生的城港文明,最終奠定了今日武漢三鎮城廓之初基。

從三國經兩晉南北朝,武漢地區港埠和造船業漸成規模,帶動了商船**的活躍,也啟用了地區經濟社會的繁榮。商市應運而生,而且已頗具規模。《三國志 陸遜傳》有載:

嘉禾五年(236)東吳都督陸遜派周峻等偷襲魏江夏太守文聘治所石陽(今黃陂區境內),倉促之間,城外交易商民紛紛丟掉貨物,蜂擁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戰亂時期,商市尚如此興旺,其商業之繁盛可見一斑。

步入兩晉南北朝時期,武漢成為「亦商舟之所會」。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當時的夏口雖不及荊(江陵)、揚(南京)兩州州治繁華,但因路通荊、雍,控引秦樑,「糧運資儲,聽此氣息」,而漸成四方轉運樞紐。

夏口成為宋、齊、樑、陳四朝郢州治所後,商貿更趨活躍,不少官吏也加入商賈之流。齊初曾任江夏內史的褚炫「罷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樑初任郢州剌史的曹景宗,為「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裡」。

這條長街在今漢陽門一帶,成為當時商船**的中心地帶,後演變為唐、宋時繁盛的「南市」。造船業、冶鐵業、紡織業也隨之勃興。工商業的迅猛發展,使武昌一帶很快成為人口高度集中的一方都會。

到南齊中興年間(501—502),僅武昌一帶,人口已接近10萬。佛道二教已開始在武漢民間盛行。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262)校尉彭盧墓所出土鏤雕銅佛之鎏金帶飾,證明至遲在公元262年,佛教已傳播至武漢地區,而且信徒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

武昌東郊發現的南齊永明三年劉覬墓中的地券道教刻符,也印證至遲在公元5世紀,即2023年前,道符已在武漢地區流行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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