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
百日維新
自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2023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定國是、決定變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訓政」止，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毅然釋出「明定國是詔」，決定變法，自是日起，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二十八日，光緒帝在頤和園仁壽殿召見了時任工部主事的康有為，這是他們君臣初次會見。康利用這次面談機會，重申其全面變法的主張。
首先陳述中國民族危機嚴重到了生死關頭，非盡變舊法不能自強。光緒同意，表示:今日誠非變法不可。
康又指出，近年來並非不言變法，然少變而不全變，舉其一而不改其二，結果必至無功。認為欲變法必先改訂制度法律，否則只是變事，不是變法，要求光緒帝「先開制度局而變法律」。並說他研究過各國變法的情形，西方各國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三十年而強，相信中國只要認真變法，三年可以自立。
光緒帝認為他講的條理很詳備。康又問:「皇上既知非變法不可，為何久而不舉，坐視國家危亡?
」光緒噓睨簾外，嘆道:「奈掣肘何!」康領會光緒帝是顧慮慈禧太后阻撓，故此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雖不能盡變，而扼要以圖，亦足以救中國」。
指出，現在當朝大臣多老朽守舊，不懂世界大勢，皇上若欲變法，不能依靠守舊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幹的小臣，給以官職，准許他們上條陳，若有真才實學，予以破格重用，令其辦理新政。至於守舊大臣，可保持他們原來的俸祿，使其無失位的恐懼，他們便不會阻撓新政了。這是康有為在新舊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為光緒皇帝設計的一種帶有妥協性的變法策略。
康還建議，以後凡變法之事，請皇上多下詔書，「示以意旨所在」，則大臣雖守舊，亦「無從議駁」。為了選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議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強調翻譯西書和派人出國遊學、遊歷；並對答瞭如何籌款以解決財政困難等問題。對康所言，光緒帝均表同意，最後又表示:
「汝尚有言，可具折條陳。」康有為大為興奮，在這不同尋常的百日之內，他和其他維新人士一起，憂國阽危，嘔心瀝血，屢上新政奏議，頻呈自撰之變法書籍，對變法維新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光緒皇帝亦「深觀時變，力圖自強」，「政厲雷霆」，「令如流水」，釋出了180條新政詔令，使這曇花一現的百日，曾是一個「諭旨雷厲風行，人心為之一振」的時刻。
主要內容有:
一、選拔維新人才。這是維新派呼籲最強烈、頑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諱、光緒帝想做而又最有顧慮的一個問題。百日維新伊始，光緒帝接連諭令朝廷大臣舉賢任能，令各省督撫向朝廷保薦品學端正、通達時務的優秀人才參與變法新政。
四月二十五日侍讀學士徐致靖上折保薦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張元濟、梁啟超。此後，湖南巡撫陳寶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錫蕃又分別保薦楊銳、劉光第、嚴復、林旭等人，均為光緒帝所採用。光緒本擬重用康有為，因榮祿、剛毅等頑固大臣阻撓，只給了他一個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的六品銜小官。
梁啟超也被召見，委為六品銜辦理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才能被皇帝召見，今康以主事、樑以布衣被召見，故梁啟超說是「咸豐以來四十年未有之創舉」，顯示了光緒帝真心提拔維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慣例，舉人一旦被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低不失為內閣中書。
可見康、樑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壓低了。這反映了維新派力量弱小、光緒皇帝無權的嚴酷現實。按照康有為的規劃，大量任用維新人士最根本的辦法是開設制度局，但在頑固派堅決抵制下，未能實現。
故百日維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幾個維新人士。在變法新政的實際執行機構總理衙門中，只有帝黨大臣張蔭桓和章京張元濟傾向維新，新添的維新人士僅康有為一人。在負責轉遞士民上書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來的御史楊深秀與宋伯魯傾向維新，此外沒有提拔維新人才。
在六部中，僅禮部經過一次嚴重衝突，將禮部六堂官全部撤換，以傾向維新的原倉場侍郎李端？為尚書，原少詹士王錫蕃、內閣學士闊普通武、侍讀學士徐致靖分別為左右侍郎，但後黨骨幹裕祿仍為尚書，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別配以守舊人物壽耆和薩廉。
而這已然是維新黨在人事方面的最大勝利了。光緒帝任用維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軍機處中選拔了所謂「軍機四卿」――七月二十日頒諭宣佈，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著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行政事宜」。官位雖不高，職務很重要，具體負責草擬新政諭旨，閱看臣工奏章，幫助光緒帝處理新政事務，實則參預樞機，隱奪軍機大臣之權，時人目為「宰相」，是百日維新中維新人士佔據的最要害的崗位。
可惜禮部堂官的撤換和軍機四卿的任用，離戊戌政變僅半個月，實際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兩個方面:1.
廢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維新開始以前，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陳八股取士制度的嚴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為被召見時，又當面向光緒帝歷數八股之害，要求廢止，得到光緒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魯上奏其早已代擬好的《請改八股為策論折》，要求各級科舉考試，一律廢止八股文體，改試策論。
光緒帝接受此建議。為避免頑固派的阻撓，不將此事下部議，在請準慈禧後，即於五月初五頒佈上諭，宣佈:自下科起，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向用四書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試策論」。
五月十二日、六月初
一、七月初三又連下三次諭旨，令各省生童歲科試即行改為策論，不必候至下屆；又對考試的場次和考試內容作了具體規定，並宣佈廢朝考之制。至此，維新派廢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但是這次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取消科舉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試的內容和文體。
過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試內容均系「四書」、「五經」，改行「策論」取士後，「四書」、「五經」仍舊保留，僅增加了中國歷史和西方自然科學及政治法律知識。在這一點上，維新派與洋務派官僚並無原則差異。這既是維新派考慮到數百萬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讓步；也反映了他們自己未能完全擺脫舊經典的束縛。
2.創辦學堂，提倡西學。廢除八股取士之詔頒行後，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又屢上奏摺，主張在全國創辦近代化學堂，改舊式書院為新式學堂，兼習中學、西學，得到光緒帝的支援。
四月二十三日釋出的「明定國是詔」即明令首先舉辦京師大學堂，以「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頒渝批准總理衙門擬奏的京師大學堂章程，委派孫家鼐辦理大學堂事務，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自是正式開辦。二十二日又諭令各省府、廳、州、縣之大小書院及民間的祠廟「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
省會改設高等學校，郡改設中學，州縣改設小學。以後又陸續頒諭，令各省籌辦礦務、海軍、農務、編譯、醫學、茶務等專門學堂；設立譯書機構，翻譯外國新書，提倡出國遊歷、遊學等。但各省督撫對光緒帝的諭令均熟視無睹，延宕不辦，結果僅京師大學堂正式創辦併成為戊戌變法僅存的碩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種阻撓而舉動寥寥。
三、經濟改革。康有為等維新派關於經濟改革的主導思想，是對農、工、商業按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進行全面改造，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在工業方面，強調獎勵發明創造和允許民間籌資設廠。
在商業方面，批判封建統治階級「重本抑末」思想，闡明「商若能盛，國以富強」的道理，建議在中國設立商部，各省設立商務局。在農業方面，強調農業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農。光緒帝 接受康有為主張，屢頒經濟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內容:
1.保護及獎勵農、工、商業，在北京設立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總局，提倡實業，鼓勵私人投資，修築鐵路，開採礦產；令各省設立商務局(或農工商分局)。2.
命各省地方官兼採中西各法，切實振興農業。3.獎勵科學著作發明，頒佈《振興工藝給獎章程》12款，規定對士民著新書、創新法、制新器者，或賞給官職或給予專利。
4.在京師及各通商口岸廣設郵政分局，裁撤驛站。5.
編制國家預、決算，由戶部按月公佈，6.取消滿人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等等。各省督撫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認真辦理新政外，其餘皆置若罔聞，藉故推託，如對設立商務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辦。
光緒帝異常憤怒，曾嚴旨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1822―1905)。但直至政變爆發，經濟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兩個方面:1.
官制改革。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對於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張是設立制度局作為議政機構，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並於**成立12局，作為推行新政的執行機構。這一主張雖得到光緒帝支援，卻遭到頑固派大臣拼死反對，未能實現。
康有為對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張是區別「官」與「差」，即以虛官高位位置老臣，而辦實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達之才，即所謂「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賢能」；在對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問題上，主張持慎重態度。但光緒帝由於長期受後黨頑固派壓制，很想在變法時懲治後黨大臣，所以沒有完全聽從康有為的勸告，而是採納了前太僕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議，於七月十四日釋出上諭，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等閒散衙門；外省裁撤湖北、廣東、雲南三省(此三省督、撫同城)巡撫、東河總督及不辦運務之糧道、僅管疏銷之鹽道，各省同道佐貳等官，並無地方之責者，均著裁汰。這些冗衙冗官本應裁汰，但由於事先未對大批被裁**的出路作適當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舊派對維新派更加切齒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變的到來。
此為改革派急躁冒進、疏於策略的表現之一。2.廣開言路，鼓勵上書言事。
按原來清朝定例，不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無資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後釋出諭旨，宣佈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權上書言事，各部**上書，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書由本省道府隨時代奏。而且規定「不準稽壓」，「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同時又釋出諭旨，鼓勵各地開設報館，發行報紙，並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
此外，在軍事上還諭令裁汰舊軍，以西法練兵，籌建海軍；力行保甲，實行團練等等。
總之，由於維新派的推動，光緒帝的倡導，在短短的百日之內，中國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第一次獲得法律上的承認；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獲得了廣泛傳播，封建舊學受到沉重打擊。所以，百日維新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進步意義的，康有為曾興奮地讚頌百日維新「掃兩千年之積弊」，「順四萬萬之人心」，「百日變政，萬匯昭蘇，舉國更始以改觀，外人色動而悚聽」。康的說法雖不無誇張成分，但說明百日維新確實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
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頑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後黨頑固派支援下發動政變，八月初六重新宣佈訓政，幽禁光緒皇帝，恢復舊制，捕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出逃，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被殺，史稱「戊戌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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