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天上飛
一、正面影響
1、有利於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利於維護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
法家的政治思想，由於切合時代環境的需要，把中國歷史推向一個暫新的局面。秦始皇推展**集權的措施，實得力於韓非、李斯思想的運用；
而後漢代的大一統，雖然沿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是實際上政治上採用的手段是外儒內法，這樣才能有效地鞏固**集權。
以至後來的唐代武皇時期、宋代的分封制時期、元代大一統、明清以至近代史，對於維護祖國疆域的領土完整和統一，法家思想都起著主導的作用。
而大一統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和經濟建設，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2、政策和法律的嚴明易於維護社會的安定，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法家重視法治，首先採取的措施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措施是「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
3、大力提倡法的拘束力和權威性。
強調人民和**，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把法的公平性、權威性和拘束力綜合到一起。《商君書》也認為君主應受到法的制約。
正如資產級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樣。法家關於法律與平等的思想作為思想本身，有其超越其時代政治鬥爭的意義和價值。
二、負面影響
1、強調法律價值的絕對性，忽視德治，不利於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發展。
我們知道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並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這就決定了法本身的侷限性，有其滯後性。
如把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就會產生負面作用。比如涉及人們思想、認識、信仰等領域就不能用法律調節。
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問題，也不宜採用法律手段，而應用道德來約束。這一純功利的刻薄寡情主義，曾迅速導致了秦亡。
2、法自君出，實行「獨斷」，皇權**極易形成**、腐敗現象。
法家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不得行使。從而建立起一種君主極端**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我們知道一個沒有約束的權力，是可怕的。事實上，歷史上眾多的朝代都是因為這一因素而最終導致滅亡。獨斷專行，並不利於皇權的長治久安。
3、「強國弱民」，在根本上不利於社會的安定。
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韓非甚至主張應當讓人民經常處於飢寒而求食不能的狀態，仰仗國家祿賞才能存活，才能保證人民順從國家的法令。
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的利益，這是法家理論的一個危機。如果當人民貧弱到不能生活時，他們就不會再等待國家的食祿，而會起來奪食，到時任何賞罰都將失去作用，國家強盛將不復存在。
三、總結。
總之，法家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國家的富強，為了讓國家在當時惡劣的環境下生存，不被吞併。以當時的社會條件來看，法家的思想是非常進步的。
但是作為一把「雙刃劍」，法家思想對後世政治的影響，既有它強大的積極作用，也有不可小覷的負面影響。
2樓：老鎮玫瑰90瑣襏
法家的基本主張及其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法家推行「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春秋戰國之際，身處社會激變中的人們大都將孔子學說視為迂調之論。他們認為在激變的社會中，大力提倡早已過時的「禮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舉。
法家不同，他們崇尚的是「力」，是君主的至高無尚的權勢，制定嚴密完備而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與殘酷而且有震攝力的刑罰才是君主治國的法寶。所謂「威不二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是法家獻給君主「富國強兵」的良策。因此法家主張「不務德而務法」，認為只能「以力服人」，法律是「禁暴」、 「止亂」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禁暴止亂」不能依靠德行來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
針對儒家的「親親」、「父父」、「子子」宗法等級制，他們提出人人「皆挾自為心」，認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偽」的，即使親子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這樣這有以力制力，以嚴刑重罰治國御民，才能建立「六親相保，終無寇賊」的社會秩序。
中國法家的「法治」與西方的「法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不可混為一談，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論是天賦人權，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的指向是針對西周而來的禮治，西方的法治與民主相聯，以民主為基礎，並以法治來捍衛民主；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為主的**集權，法律的權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實行**統治的工具與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權利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來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懲罰為核心，刑罰發達，而私權利不足。
在法家的「法治」統治下，除了權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無足輕重，一切以法為標準，言行全於法者賞，違於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賞二柄，無敵於天下。這種簡單易行的學說，在當時不僅深受統治者的賞識，而且也易於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戰亂、動盪使人們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一天下，穩定社會。
於是，以「法治」為理論指導的、統一的、強有力的**帝國王朝應運而生。
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於，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強化了法的概念，並宣揚了貴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採取「世異而事異」的變法態度，這對推動社會的進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雖然強調以法來管束削弱貴族勢力，但根本目的在於將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權力，所謂「出口即法，下筆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駕於法律之外，這樣的法實質是權大於法的王法，是實行**統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權利的保障，因而它談不上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 但卻始終不曾出現真正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為政太急、役民過酷。**制度在殘性的「法治」理論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秦王朝統一後，將天下人置於法網之中，以致「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當統治尚陶醉於「皆有法式」、「專任刑罰」的成果之中時，平民百姓卻飽嘗了「法治」之苦，對於秦政權深感失望，統一了16年的秦王朝很快就覆滅了。秦王朝滅亡後，法家的聲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們談「法」色變，視法為不祥之物。
漢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時，對秦朝的「法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對「法治」亡國的反省中，人們注意到儒家「禮治」思想的優勢。「禮治」在強調君主權威的同時，也強調君主的自律；在強調治民的同時，也強調保民。
更重要的是「禮治」的主張可彌補**主義的某些缺陷，緩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避免濫刑濫罰，使「法」在實施時能得其「中」。儒家思想因此而復活，「禮治」自漢代起便成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
從此，是實行「禮治」，還是實行「法治」，成了中國古代聖主與昏君、廉吏與**的分水嶺。除秦朝以外，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法治在中國的命運也就顯得異常坎坷艱辛。
法家法治的功績與缺陷
春秋戰國之際，身處社會激變中的人們大都將孔子學說視為迂調之論。他們認為在激變的社會中，大力提倡早已過時的「禮治」，是「守株待兔」的愚人之舉。於是，法家提出「以法治國」的「法治」，反對「禮治」，要求代之以「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
他們崇尚的是「力」，是君主的至高無尚的權勢，制定嚴密完備而具有強制性的制度與殘酷而且有震攝力的刑罰才是君主治國的法寶。「威不二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是法家獻給君主「富國強兵」的良策。因此法家主張「不務德而務法」，認為只能「以力服人」，國家與法律是「禁暴」、 「止亂」的工具，認為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輕視道德和教化的作用，認為要「禁暴止亂」就不能依靠德行來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
針對儒家的「親親」、「父父」、「子子」宗法等級制，提出人人「皆挾自為心」，認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偽」的，即使親子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這樣這有以力制力，以嚴刑重罰治國御民，才能建立「六親相保，終無寇賊」的社會秩序。
法家的「法治」理論將一切複雜問題簡單化，在「法治」的統治下，除了權力，道德、良知、是非、公正等等無足輕重，一切以法為標準，言行全於法者賞，違於法者刑。君主手操刑、賞二柄，無敵於天下。這種簡單易行的學說，在當時不僅深受統治者的賞識，而且也易於平民百姓的接受，多年的戰亂、動盪使人們渴望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統一天下，穩定社會。
於是，以「法治」為理論指導的、統一的、強有力的**帝國王朝應運而生。
一分為二地看，法家的「法治」理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所起到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於，它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強化了法的概念，並宣揚了貴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採取「世異而事異」的變法態度，這對推動社會的進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法家中「法治」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他們雖然強調以法來管束削弱貴族勢力，但根本目的在於將權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權力，所謂「出口即法，下筆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駕於法律之外，這樣的法實質是權大於法的王法，是實行**統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權利的保障，因而它談不上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正因為如此，中國在公元前535年就刻下了第一部成文法， 但卻始終不曾出現真正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理論還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為政太急、役民過酷。**制度在殘性的「法治」理論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秦王朝統一後，將天下人置於法網之中，以致「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當統治尚陶醉於「皆有法式」、「專任刑罰」的成果之中時，平民百姓卻飽嘗了「法治」之苦，對於秦政權深感失望，統一了16年的秦王朝很快就覆滅了。 秦王朝滅亡後，法家的聲名不佳，「法治」地位一落千丈，人們談「法」色變，視法為不祥之物。
漢人在沿用秦制的同時，對秦朝的「法治」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對「法治」亡國的反省中，人們注意到儒家「禮治」思想的優勢。「禮治」在強調君主權威的同時，也強調君主的自律；在強調治民的同時，也強調保民。
更重要的是「禮治」的主張可彌補**主義的某些缺陷，緩和「法治」所造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避免濫刑濫罰，使「法」在實施時能得其「中」。儒家思想因此而復活，「禮治」自漢代起便成為統治者的立國之本。
實行「禮治」，還是實行「法治」，成了中國古代聖主與昏君、廉吏與**的分水嶺。除秦朝以外，中國歷史上再也沒有任何一個王朝敢公開標榜「以法治國」，法治在中國的命運也就顯得異常坎坷艱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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