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羨慕寶貝
兩千年來有關孔子思想的論述卷帙浩繁，這裡只就若干主要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孔子儒家思想的分化和不同學派的形成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統治者都競相禮聘懂得《詩》、《書》、《禮》、《樂》、《易》、《春秋》等的儒生，以便在政治、外交、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為他們出謀劃策以至幫忙和幫閒。因此，儒家學派有了很大發展。孔子**中有很多人在孔子死後也都開始收徒授業，於是孔門後學也就越來越多，對孔子思想的認識和理解也越來越有差異。
孔子**出身不同、閱歷不同、造詣不同，對孔子學說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甚至各執己見、各立門戶，相互指責的情況屢見不鮮。從《論語》下述一段話中就可以看出：子游日：
「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未也。本①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
「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
孰後倦（倦作傳解──作者注）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②這裡子游、子夏所爭論的問題，實際上是教門人**以「君子之道」先從何處人手的問題。子游批評子夏有末無本，或重末輕本，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責難，而認為哪個應該先教，哪個應該後教，必須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子夏的意見和孔子「因材施教」，「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等似較近。在《論語》等書中像這類相互指責的話還有不少，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由於儒家內部觀點不同、相互指責，逐步形成了一些打著孔子儒家招牌而相互對立的派別。
《韓非子·顯學》篇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孫氏（即荀卿──作者）之儒，有樂正氏之儒。」這便是所謂儒家八派。
此外，荀子也曾經批評過「子張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等等。在這些儒家派別之中，只有以祖述孔子為己任的孟軻和荀卿為代表的兩派，在一定程度上對孔子思想既有所闡述，也有所補充。發展和修正。
如孟子在君民關係上，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一「民貴君輕」思想不僅大大發展了孔子思想，而且是在封建社會中敢於提出的民主思想的可貴萌芽。在君臣關係上，主張相互尊重：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特別提出道德高於王權，王者必以大人為師的觀點， 他說：「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他甚至認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是對孔子「忠君尊王」思想的重大修正和發展，十分可貴。這些言論曾引起一些**暴君的反感，例如朱元璋就曾命令御用文人刪除這一類文字，甚至企圖把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子游這裡講的「本」主要是指仁、禮等而言。
荀子在「隆禮」的基礎上既重視利，也重視義，一面強調努力耕戰以加強國家實力，一面又強調推行王道以爭取民心。他說：「傳曰：
『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
」這些思想既沒有孔孟仁義禮樂的迂遠疏闊，也避免了法家嚴刑峻法的殘刻寡恩，集中兩者的優點，為地主階級建立了較為全面的禮治理論。荀子的學生李斯、韓非把他的學說運用於秦國，使秦完成統一大業；但他們片面地發展了荀子思想，提出專任法、術、勢的法家理論，導致了秦朝的速亡。為了論證自己的禮治思想，荀子提出新的天道觀，認為天即是自然，它有自己運動的規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無能為力，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讓自然為人類服務。
他還提出「性惡論」，與孟子的「性善論」相對抗，由性惡強調禮法的規範作用和對人進行教育的必要性。其實，孟子主張性善， 荀子主張性惡，兩人都是各執一端，都不符合孔子提倡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精神。可以看出，孔子在性善、性惡這個問題上站得更高，看得更深，因為對任何人來講，性善或性惡都不是天生的，善和惡歸根到底決定於後天環境和教育。
由此可見，當時孔子儒家思想這兩大學派，其中孟子除了對孔子思想有一定補充和發展外，更多的是遵循孔子思想的基本原則；而荀子除了遵循孔子思想主要原則外，更多的則是對之有所補充、有所修正、有所發展。這是孔子思想分化和建立不同學派的開始，而以後的分化和學派的建立陸續發生，其中包括兩次對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第二，「獨尊儒術」和對原始孔子思想的第一次大篡改歷史是常常以諷刺性的戲劇形式出現的。向漢武帝提出並被接受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是「為儒者宗」的今文經學派儒者董仲舒，而第一次大篡改孔子思想的也正是這位董仲舒。董仲舒對原始孔子思想的大篡改， 主要表現在下面三個問題上：
1.「三綱」、「五常」是天意所決。前已指出，孔子一貫主張的「忠君尊王」思想是維持和鞏固封建君主宗法統治的思想支柱，這是孔子思想中的消極因素，同時也是封建社會不可避免的產物，但這裡並沒有天命神鬼這類的話夾雜其間。
孔子思想中的君臣、君民關係還保留著一定的君臣、君民相互尊重的原始民主精神，而這一精神則完全被董仲舒糟踏和篡改了。董仲舒把當時人間最重要、最普遍的三種關係，即君臣、父子、夫婦關係定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即所謂「三綱」，這完全是一方絕對順從另一方的主奴關係。為了證明「三綱」是不可動搖的天經地義，董仲舒又請出天來助長聲勢，他說：
「王道之三綱， 可求於天。」這樣，董仲舒就規定了君臣、父子、夫婦「三綱」是天意所定， 不允許人作任何改變，用天意把這三種關係納入極端封建**的框子裡去了。在這「三綱」中，君臣關係又是處於主導地位的綱，他明目張膽地說：
「《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②並以天的名義宣佈「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即君王有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威。君臣的關係是如此，父子、夫婦關係也類此。
這種陰森森的「三綱」 關係不是對孔子前面所提出的君臣關係中一些原始民主精神和父慈子孝、夫
義婦聽的父子、夫婦和順關係的歪曲和篡改嗎！董仲舒生於孔子死後三百餘年，這期間科學文化和社會經濟都有了一定的發展，他對自然、對天的瞭解理應比孔子要多些，理應比孔子思想有所前進，但實際上卻比孔子還大大倒退了。例如對於「天」，孔子的態度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很少談天，而董仲舒則大談其「天人感應「，並且認為「三綱」乃天意所決。
這難道不是董仲舒異想天開、隨心所欲地篡改孔子思想而強不知以為知地妄談「天」嗎！ 董仲舒的所謂「五常」，指的是仁、義、禮、智、信。前四個仁、義、禮、智原是孟子所講的四德，董仲舒為了符合神祕的五行之說，加上一個信。
其實，如前所說，仁、義、禮、智、信都是孔子仁的人生哲學中的部分德目， 孔子完全是從現實的人世社會實際出發，把它們作為「修己安人」和正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而提出、而闡明、而宣揚的。可是一到董仲舒手裡就變了樣。例如，所謂「五常」中的仁和義自然很重要，但是董仲舒不認為仁和義作為倫理德目是人類社會實踐中產生的，而是天的產物、「天人感應」的產物。
他的原話是：「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 董仲舒認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
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 延及群生也。」這裡明明講的是現實的人世問的問題，卻偏要把它們蒙在一層厚厚的神奇古怪的天意黑幕中。
「王權神授」是天命所定。封建社會常常和迷信連在一起， 而迷信又常和愚昧連在一起，但利用愚昧進行迷信行為的人，卻常常不是愚昧的而是頗有智慧的人。董仲舒編造出來的「王權神授」的奇談怪論，就是屬於這一類。
董仲舒把所謂「天」打扮成為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的、主宰人間萬事萬物特別是人的禍福的、至高無上的有人格的神。神的意志就是天命。董仲舒首先利用他的所謂「天人合一」的論調，把天和人連結起來，說：
人之為人本於天，大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夏秋冬之類也。①請看，天不僅是人格神，而且成了人的「曾祖父」 了，而人的所有形體、血氣、德行、好惡、喜怒都是天賦與的；甚至人的喜怒哀樂和春夏秋冬都密切相連，這種牽強附會的論調和孔子思想有什麼共同點呢？
可是，董仲舒雖然能夠編造「天人合一」的把戲，但畢竟無法命令他捏造的「天」（即那位曾祖父）直接管人間的事，他還是必須叫人管人。這個矛盾如何解決呢？真正管人的是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的作為人本身的王（或天子，或皇帝），他為了神化王權，只好說王是代天管人，是天人之中介， 並說「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
又說「天子受命於天， 天下受命於天子「。於是，他以為這樣就可以自圓其說了。你看，君王、天子、皇帝都是受命於天來管理人間事的，這樣「天」不是通過所謂君王、天子、皇帝而和人間結合起來了嗎？
這不就是董仲舒所謂的「天人合一」嗎？ 實質上，這不就是有意抬高封建帝王的無上權威，又通過不是神而是人（即封建帝王）來統治人、剝削人、壓迫人，同時又使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人相信這是天命嗎？這不就可以欺騙、迷惑一些人特別是愚昧無知的人俯首貼耳、甘心情願無條件地服從「替天行道」的君王、天子、皇帝了嗎？
他甚至還用測字先生的方法來解釋「王「字，說：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
不僅如此，他還一本正經、道貌岸然地代天說教，似乎天是一心希望他的兒子（天子）要成為聖主，不要成為亡國之君，因而說：《春秋》之中，視前 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董仲舒所精心塑造起來的「天」對他的兒子，即人間的帝王天子，可謂寵愛備至，並以災害、怪異等勸告之，以保其****的王位代代相傳，董仲舒熱衷於援引孔子的話以顯示其儒者面貌，可是他恰恰忘掉了孔子一生的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即「子不語怪、力、亂、神」。董仲舒對此不知作何感想？
3.「天下變，道亦不變」和「三正」、「三統」是天志所立。評價古人有兩個標準，一個標準是看他比他的前人在思想上、學術上有所前進還是後退；第二個標準是用現代標準去看他，在他的思想學術中有哪些還有用處。
因為研究古人對現代毫無用處，這還有什麼意義呢？最多隻能當作古董；古董也有用處，但那是另外一種用處。根據以上兩個標準來研究董仲舒提出的「天下變，道亦不變」和「三正」、「三統」的問題就明其真相了。
什麼叫「天不變，道亦不變」？先看董仲舒自己的解釋：道之太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①董仲舒這裡講的道，用現代的語言講，就是指包括政治、倫理、文化、教育等等在內的社會上層建築。這本來都是在人類社會實踐中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可是，董仲舒卻避開現實問題，利用他的「天人感應」的論調，把這個所謂大道歸之於「天」志所立（「原出於天」），這就把事實完全顛倒了。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顛倒呢？
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無非是兩個，一是明確人間的一切都是「天」安排的， 二是人間的封建貴族**統治是永恆不變的，是天命，非人力所能改變。把董仲舒這段話和在他三百餘年前孔子的一段話對照一下，問題就清楚了。孔子說：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段話的缺點前已評析，這裡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加以引用。它明確指出，人間的禮義、人倫等「大道」 都是人在損益中發展的。
孔子又說「人能弘道」，就是說，大道之弘揚在人，而他並沒說在天。由此可見，用第一個標準來看，董仲舒比孔子倒退了多麼遠！至於用第二十標準來看，那就更清楚了。
根據現代科學的論證，整個宇宙包括天在年的萬事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化之中，說它不變，在現代科學麵前，實在幼稚可笑。因此，董仲舒除了作為古董和反面教員外還有什麼意義呢！至於董仲舒編造出來為他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論調服務的所謂「三正」、「三統」，既無學術價值，又無實際意義。
但仍有必要略作介紹，乃用以見董仲舒編造這番怪論的用心、何況歷史上被其迷惑者也並非無人。所謂「三正」、「三統」，是董仲舒根據傳說夏、商、週三代曾使用不同曆法而牽強附會地編造出來的。夏、商、週三代分別用十二地支中的前三個即子、醜、寅三十月（分別為現代衣歷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正月歲首），夏代以寅月為歲首，這就叫建寅；殷代以丑月為歲首，這就叫建醜；周代以子月為歲首，這就叫建子；合稱為「三正」。
董仲舒認為， 由於子月「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這就叫「赤統」；丑月「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殷「尚白」， 這就叫「白統」；寅月「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因此夏「尚黑」，這就叫「黑統」；合稱「三統『。他說這「三正」、「三統」是王朝興廢改制的標誌，是不斷周而復始地迴圈著。在董仲舒的眼裡，歷史就是在「三而復」的迴圈下永遠踏步不前，王朝的興廢也僅僅是「改正朔」（「三正」不斷迴圈使用）、「易服色」（黑、白、赤三種顏色即「三統」迴圈採用），而「若夫大綱，人倫道德、政治教化、習俗文義（這些正是表現封建**社會本質的東西──作者），盡如故」④。
所以董仲舒又坦率地說：「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⑤一言以蔽之，由天命改朝換代時，封建社會的本質不能變動，封建**君王的至上權威不能變動，所能改動的只是「改正朔」、「易服色」等表面文章。
這就是董仲舒奇談怪論的實質。中國封建社會延長如此之久，進步因素伸張如此之慢，董仲舒的上述影響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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