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繁星流動
1、為什麼會傳入中國?------這是因為凡是宗教總是有熱心傳播的人,加上佛教的教義完備,理論清晰,而且滿足了民間對信仰的需要,因此得以廣泛的傳播。
2、怎麼傳入中國的?
大概在佛滅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期間,佛教逐漸從印度往北經過北印度的迦屍彌羅,就是現在的克什米爾、犍陀羅這一帶,然後再往北傳,傳到中亞,之後,再經過現在的阿富汗、哈薩克這一帶,然後經過中國的新疆,沿著絲綢之路,一直傳到了當時的長安。
而咱們中國漢地的佛法,一開始的時候,並不是從印度傳來的,很多是從西域傳來的。例如早期的安世高、白法祖、康僧會,這些很多都是西域人。例如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是**人?
龜茲,龜茲是現在**?現在新疆的庫車,其實龜茲的新疆語叫küsen,就是現在的kuci(na) (梵文),就是庫車。所以,早期的漢地佛教是從西域,也就是從北印度這一帶地區,沿著絲綢之路傳到中國的。
在中國古代,中原地區就是在現在的西安、洛陽一帶,由於這一條路線,是從印度往北,然後再往東傳的,所以通常我們把沿這一條路線傳播的佛教稱為北傳佛教。由於大乘佛教是在中國漢地發揚光大的,所以又可以稱為漢傳佛教,由於漢傳佛教所使用的語言是以漢語為主,我們也稱之為漢語系佛教。後來,漢傳佛教又往東再傳到了韓國,也就是當時的高麗、百濟、新羅,之後又再傳到了日本。
例如在唐朝的時候,有很多遣唐使,這些人到中國當時的首都長安學習佛法,後來中國漢地的佛教又往南傳到了越南一帶。所以現在漢傳佛教既包括了中國內地,也包括了韓國、日本、越南這一帶,這都屬於大乘佛教的區域。
2樓:帥帥的良
根據中國佛教協會以故會長趙樸初老居士所編著之《佛教史略》
東漢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傳入中國
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明晨問於群臣。太史傅毅答說:西方大聖人,其名曰佛;陛下所夢恐怕就是他。
帝就派遣中郎將蔡愔等十八人去西域,訪求佛道。蔡愔等於西域遇竺法蘭,攝摩騰兩人,並得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著共還洛陽。帝特為建立精舍給他們居住,稱做白馬寺。
於是摩騰與竺法蘭在寺裡譯出《四十二章經》。這幾乎是漢地佛教初傳的普遍說法,也為我國曆史教科書所採用。
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到了後漢末葉桓靈二帝的時代(147—189年),記載 佛教才逐漸翔實,史料也逐漸豐富。其時西域的佛教學者相繼來到中國,如安世高、安玄從安息來,支婁迦讖、支曜從月氏來,竺佛朔從天竺來,康孟詳從康居來。由此譯事漸盛,法事也漸興。
一、漢人出家之始:漢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贊寧《僧史略》捲上《東夏出家》題下,有「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語。按劉峻等出家事出《漢法本內傳》。
《內傳》偽書,不足置信。可是《高僧傳.佛圖澄傳》中,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等語,似乎其時已經有漢人出家,然後才有此項禁令。
而漢人出家為沙門見於載籍的,是從嚴佛調開始,如《出三藏記集.安玄傳》中稱「沙門嚴佛調」,又說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記集》又**《沙彌十慧章句序》,下題「嚴阿只黎(即阿奢黎)浮調所造」。然而《釋氏稽古略》說,在佛調以後
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漢土最初為沙門的;《歷代三寶記》也稱佛調為清信士。這大概是因為從漢代以來,雖然佛法已經流行,但道風未純,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鬚髮作區別,未稟律儀;到魏嘉平二年(249年),中天竺沙門曇柯迦羅(法時)來到洛陽,建立羯磨法,創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門,而登壇受戒的朱士行為最早,因此把他作為中土沙門之始。
二、民間建寺造像之始:《後漢書.西域傳》中敘述桓帝奉佛之後說,「百姓稍有奉佛者,後遂轉盛」,可見當時民間的奉佛也由少數而逐漸增多;但其具體情況,只笮融奉佛一事見於現存的文獻。
據《後漢書.陶謙傳》和《吳志.劉繇傳》說:
獻帝時,丹陽人笮融聚眾數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三郡的運漕。融於是斷三郡的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週迴可容三千餘人。作**塗像,衣以錦彩。
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席及觀者且萬餘人」。又依《出三藏記集》所載《般舟三昧經記》載,說明獻帝時洛陽也有佛寺。從《吳志.
劉繇傳》所述笮融事看起來,後漢末民間的奉佛,有其種種原因,這和宮廷中只以求長壽祈福為目的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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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煩惱即菩提
幾個途徑,陸路、海路都有。最早的記錄是西漢皇帝劉莊做夢夢到神人,問大臣知道是西域的佛陀,然後請了一位尊者來中國。
另外,密宗是通過**傳入的。
印度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我國的?
4樓:北京創典文化
漢代與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傳入具有歷史性意義。普遍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版年時由印度權從西域傳入的。
根據記載,公元前2年,西漢時期的景盧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盧受其口授《浮屠經》。這一佛教初傳事件被史稱「伊存授經」。
印度佛教如何傳入中國?
5樓:易書科技
漢代,印度佛教傳人了中國。在印度,自阿育王於公元前三至二世紀把佛教立為國教之後,佛教便取得了統攝印度思想學術的地位。佛教在中國初傳,主要是作為信仰和方術(舊時指醫、卜、星、相、煉丹等技術)流行於民間的。
佛教被廣大知識分子所接受,是從兩晉(公元265年至316年為西晉,公元317年至420年為東晉)時期開始的。知識分子特別感興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論,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國傳統學術較少研究的理論問題。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時期,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幾乎遍及整個中國。
佛教東傳中國,是一種外來宗教向另一個文化高度發達國家的傳人。比起佛教來,中國人固有的意識,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許多明顯的優越之處,這就決定了佛教思想對中國人的意識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匯」,即發揚它本身獨特的思想內容,補充到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經歷了近2023年的漫長歲月,佛教已融匯、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哲學本身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字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各種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獨特與獨到之處。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絡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互動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並以其獨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了人們以新的啟發,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
隋唐時期,佛教的思想體系已發展、演變成十多個派別,比如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淨土宗、密宗等等,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在文學方面,學術界有「佛教文學」這一概念。數千卷譯自梵文的佛教經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麗、典雅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尤為歷代文人所喜愛,甚至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佛教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遣詞方法。
《法華經》、《維摩詰經》、《百喻經》等直接鼓舞了晉唐**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公元365~427年,東晉詩人)、王維(公元701~761年。唐詩人)、白居易、王安石(公元1021~2023年,宋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蘇軾(公元1037~2023年,宋詩人)等大文學家的詩歌創作,大詩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一些詩篇、特別是人蜀(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杜甫棄官,經秦州、同穀人。
蜀,投奔嚴武,定居成都草堂。嚴武死後,又漂泊夔州)後期的詩作所表現出來的心境,也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唐人傳奇(當時興起的短篇**)和宋人話本(當時興起的白話**)中常講因果報應、人冥轉世、南柯黃粱,這裡面的許多東西都不是中國人固有的思想,而攙雜著不少印度人的觀念,因此在文學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情調。
唐代文學中,受印度影響的,除了傳奇之外,還有變文。變文是這一時期興起的一種說唱文學,由韻文和散文交錯組成,內容原為佛經故事,後來範圍擴大,也講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中國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變文中,除佛經故事外,就有《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文》、《伍子胥變文》等等。
變文的產生與印度的影響密切相關,變文這種體裁來自印度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們今天仍然廣泛使用的許多用語都來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實、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由於介紹新概念,很自然地輸入了許多新詞,比如反應佛教基本概念的蘊、諦、因緣、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業、果、報等等,這一類詞中有些是漢語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時便賦予了它們全新的含義,應視為新詞;有些是外來語的音譯詞,如佛陀、菩薩、沙門、般若、菩提、波羅蜜、瑜伽、禪、劫等等。除此而外,還有一些佛教的專用詞語(包括短語),如真諦、法門、頓悟、化身、變相、不可思議、打成一片、心心相印、舉手投足。
一針見血等等。其中有些詞已經完全融會到漢語中,很難看出外來語的痕跡,比如實際、希望、安樂、形象、消化、傲慢。在唐宋文人的詩文中,使用佛教詞語、典故成為一時風氣。
由此可見,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不搞清它們與佛教文化的關係及所受影響,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若要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實上,從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來華譯經(這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佛學的開始)算起,至公元2023年朱熹(公元1130~2023年,宋代唯心主義哲學家)、陸九淵(公元1139~2023年,宋代哲學家)鵝湖之會(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2023年,朱善和陸九淵的一個共同朋友呂祖謙,邀請朱、陸二人和兩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個名勝鵝湖寺相會,討論兩人思想的異同。這標誌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理學的創立)的這1000餘年間,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讚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化。
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主流是佛學,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都遠非兩漢經學(中國的一門包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古老的學問,它的研究物件是儒家經典,即《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樂》有聲無書,所謂「六經」實際上只有「五經」)和宋明理學(宋元明清時期以討論理氣、心性等問題為中心的哲學思潮,又稱「道學」)所能比擬(bǐnǐ,比較)。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生根、成長的佛教,不光結構獨特,宗派體系各異,而且呈現出不同於印度的氣象和特質。有人把中國佛教的特質歸納為:調和性、融攝性和簡易性。
所謂調和性,是指對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觀點的妥協、依從、迎合、附會,自然更包括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觀點的贊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謂融攝性,是指中國佛教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統一各地各派學風的特性。中國佛教中真正綿延不絕的是在印度也沒有成宗的禪宗和淨土宗,尤其是禪宗,更是唐代以後中國佛教的主流。
禪宗和淨土宗的久遠流傳是與它們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易分不開的,所以,簡易性也是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佛教日益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過程。因此,中國佛教的特質,歸根結蒂由中國國情所制約和決定。中國佛教特質的形成,自有其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會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主義的**集權制度的嚴密統治。中國自秦漢以來,直到清朝滅亡,所實行的始終是**主義的國家政權,皇帝及其所屬的官僚統治機構是地主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中國最高的封建統治者往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於同樣的需要限制甚至毀滅佛教。
就是說,封建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佛教的命運、方向、軌道和特點。
2.以家庭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封建倫理關係。「父為子綱,君為巨綱,夫為妻綱」等等綱常名教,形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規範。「忠」、「孝」是封建社會政治道德領域的兩面最高旗幟,是人們生活和行為的最高準則。
中國封建社會巨大的倫理關係網路、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既是抵制佛教流傳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劑。
3.政治上的統一和各民族的融合。這種統一和融合直接推動了統一的佛教的形成。
4.封建統治階級的變遷和頻繁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有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到隋唐時代,士族(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的世代讀書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享有特權)地主漸趨沒落,庶族(封建社會裡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興起,這就促使貴族化色彩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傳。中國農民人數眾多,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也不斷遭到失敗;農民文化落後,居住分散,勞動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頓悟成佛的禪宗和口唸阿彌陀佛的淨土宗,由於其簡易性,很容易被他們所接受併產生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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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離中國那麼遠，。佛教是如何傳到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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