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遼代建立於公907年。是中國北方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遼朝是由東胡的一支發展的契丹人建立的.總體來說遼代的墓穴既有其特有的民族特點也融合的漢族的風格(在遼末期猶為突出).
這是庫倫1號遼墓出土的《出行圖》反映了契丹族的服飾和生活特點,圖中人物分為3組.a組：第2人為主人，左手下握腰帶，側身向侍從在吩咐著什麼。
左右的侍從有的躬身俯著捧紫皮帽（似是警衛）；有的捧硯、拿筆（似為書吏）。第
六、七人為馭馬者，有的牽馬，有的執長杆。b組：描寫為女主人備車啟程的活動。
女主人飾金耳墜，著綠長衫，扎紅腰帶，佩葫蘆形皮囊荷包。周邊的女僕，有的在為主人捧鏡整容。出行的轎車十分講究，有著裝華麗的棚，有帷幕、格簾，棚柱四角有流蘇，車棚上有火珠的裝飾。
c組：旗鼓儀仗場面。五面大鼓置於地上，五根長杆束在一起，這是五面鼓的旗杆。
旗鼓，是貴族出行的重要儀仗。五鼓之前五人均頭戴交角襆頭，寬袖長袍，是漢人衣飾。這是漢服裝的旗鼓拽刺，類似鼓手兼主人的貼身侍衛。
旁邊服契丹裝的人，應是旗鼓拽刺的主管。再向前有6人為漢裝，有的持物，有的抬大斗，這是史料所記載的「五鼓大斗」的橫陣。全幅畫長達22米，共繪有29個人物，人高達1.
5-1.6米，整個場面以主人為核心，前呼後擁，車馬相接，呈現一場豪華闊綽、驕橫顯赫的**厚祿的場景。
這是鎏金鹿紋馬蹬壺是典型的遼唐式銀質鎏金紋式製品它也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遼代銀質馬鐙壺，具有極高的文物價值。
同時契丹族是典型的馬上民族所以陪葬物品中有大量的刀劍.在駙馬贈衛國王墓中出土的遼代青銅箭頭是契丹族的典型裝備,適應馬上作戰和草原攻擊.
今見所有東漢買地券都是隨葬明器，並非實在的土地買賣文書，而是「實在的冥世土地買賣契約」：買地券所涉及的買賣雙方、見證人均為亡人，所買賣的物件——墓地所有權是冥世所有權，其田畝面積、所用之錢亦僅具冥世意義，而沒有現世意義，也就無須亦不可能與現世實際墓地畝數及現世土地**相對應。(2)今見東漢鎮墓文在時間、空間上均與買地券並存，其功用、性質與買地券並無本質區別：
二者都是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之歿亡，並祈求得到地下鬼神的接納與保佑，只不過鎮墓文以鉛人、金玉奉獻給地下土神以解除喪葬動土對地下神祗的冒犯，而買地券則通過向地下鬼神購買葬地以得到地下鬼神的保佑。(3)買地券與鎮墓文之源頭，至少可上溯至西漢前期墓葬所出之告地策；告地策、鎮墓文、買地券三者之間的功用與性質基本相似，演變之跡也比較清晰；至於三者與戰國楚地墓葬出所出遣策(物疏)有無繼承關係，則尚不能確定。
大致理清買地券與鎮墓文、告地策之間的關係及其功用、性質之後，我們回到本文引言中提出的問題上來：為什麼要將買地券(以及鎮墓文、告地策)埋在墳墓中?其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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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今見最晚的西漢告地策是胡場漢墓所出漢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王奉世告地策，而今見最早的買地券是東漢建初六年(公元81年)的武孟子買地券，最早的鎮墓文是咸陽教育學院東漢二號墓所出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朱書鎮墓文，則告地策與買地券、鎮墓文之間有130—150年的時間斷檔。
實際上，這一問題是美國學者韓森(valerie hansen)最初提出的。在《古代中國的日常生活：老百姓怎樣用契約，600—1400》一書的第二部分「與神訂立契約」中，她主要以江西出土的宋代買地券為中心，**了買地券的源流、功用及其意義。
①她引用王充《論衡·解除》及《太平御覽》卷七三五所引《**家乘》，認為漢晉時人們相信地下的土地所有權屬於神，挖地修墓等於侵犯地神的領土，很容易惹怒地神，所以死者家屬要為死者向地神購買墓地，以解謝土神：「這個想法有些類似一田兩主的制度：田底屬於神，田面屬於人。
假如人要用神所有的土地，就得向神買地。」②這一解釋非常切近買地券源起的根本緣由，但據上所考，我們認為還可以作兩點補充：(1)在向地下鬼神購買地下土地之前，需要向地下鬼神稟告亡人的歿亡，祈求地下鬼神的接納與保佑。
這是亡人與地下鬼神訂立買地契約的前提，也是買地券及鎮墓文、告地策的應有之義。將買地券(以及鎮墓文、告地策)埋人墳墓，不僅因為它是亡人與地下鬼神訂立的契約，需要亡人隨身攜帶，還由於惟有如此，地下鬼神才能得知亡人的到來，並予以接納，亡人與地下鬼神間的土地買賣契約才可能訂立並生效。(2)今見大部分東漢買地券(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引武孟子買地券等六種買地券及光和二年王當買地鉛券)中，賣地人並非土公、土主等地下土神，而是有具體姓名的亡人鬼魂(考已見前)，顯然，是具體的亡人鬼魂而不是抽象的地下神祗擁有地下土地所有權。
因此，王充所說的「解土」除解謝土神之外，還應當包括解謝鬼魂，而且很可能主要是解謝鬼魂。從西漢告地策及東漢鎮墓文來看，地下土神(地下主、地下丞)主要是掌管亡人名籍，並不擁有地下土地的全部所有權。按照韓森的比喻推衍，就是：
田底權屬於鬼魂，鬼魂隸屬地下土神統管；或者說，地下土神有類於陽世的官府，統領戶籍，支配土地但並非直接擁有土地。只是到三國時代，地下土神才逐步演變成為地下土地的所有者。
自羅振玉以來，論者多將鎮墓券、買地券與漢季崇尚道術及「米巫之禍」相聯絡，王育成先生更明確指出：吳天穎先生所謂的「乙型買地券」「就是早期道教人物的施法遺物」③。顯然，鎮墓文、買地券中的告地、解除、泰山治鬼等觀念與方式在後來的道教中都能見到，東漢中後期，「道中人」確曾利用這些觀念與方式以施法，但買地券、鎮墓文之源頭既可上溯至漢初告地策乃至更早，則其起源非因於道教之興，實本於民間巫術。
據前引《論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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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valerie hansen，negotiating daily ufe in traditional china：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new ha- 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p 149～229。
韓森以中文發表的**《宋代的買地券》(見鄧廣銘、漆俠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選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133—149頁)、《為什麼將契約埋在墳墓裡》(見朱雷主編《唐代的歷史與社會》，武漢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540—547頁)大致體現了其論點的主旨，可參見。
② valerie hansen，negotiating daily in traditional china：how ordinary people used contracts，600—1400，pp152—154；另請參閱前揭《宋代的買地券》。
③ 王育成：《考古所見道教簡牘考述》。
除》，解除是巫覡的專職，那麼，買地券、鎮墓文乃至告地策的書寫者也應當大都是巫覡①。因此，決定書寫內容的也主要是巫覡(特別是當歿亡人為平民時，情況更是如此)，其書寫規則與書寫內容主要取決於巫覡方術的準則，而並非亡人及其墓地的實際情況(包括面積與**，當然會考慮到亡人及其家庭的具體情況)。弄清此點之後，即更可理解買地券所載冢地面積、**每多虛誇的緣由了。
②今見傳世東漢買地券之主人，除孫成券明言其為「左駿廄官大奴」之外，餘皆稱券主為「大男」或「大女」，其社會經濟身份難以確考。然由「大男」、「大女」(即成年男女)之稱謂觀之，其社會地位不會太高，很可能即一般平民。揚州甘泉山劉元臺墓、洛陽王當墓的規模、形制與隨葬品都表明應當是平民或一般富豪墓③。
望都二號墓是大型多室磚墓，墓室四壁與通道兩側繪有精美壁畫(已殘損)，隨葬品也十分豐富；買地券稱墓主為「太原太守、中山蒲陰縣博成裡劉公」，則其身份當為郡守，有人據此推測墓主是延熹九年(公元l66年)被棄世的太原太守劉瓆④。西漢墓葬所出告地策之主人，除馬王堆三號墓墓主為貴族外，其餘皆為平民(包括鄉里富豪)；出土鎮墓文(書於陶罐、瓶、缶之上或刻於鉛券之上者)的漢墓之墓主身份也以平民為主。顯然，使用告地策、鎮墓文與買地券作為隨葬品者，主要是平民，但也間有**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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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關於漢代巫覡的職事，請參閱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鄉出版社2023年版。當然，東漢買地券與鎮墓文也有不少出自「道中人」之手，如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文稱「轉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莫」，顯然是有「道中人」的參與。後世買地券更多出自道人之手(也有出自僧人者，湖北省黃梅縣博物館藏宋大觀二年楊皋買地券碑，末署「刊字人李行者□□，門師姓楊□□，佛母堂主朱和尚書，修造僧□□」。
書碑、刊字與修造者即均為僧人或行者，詳另文)。
② 當然，我們現己無法瞭解巫覡據以書寫買地券的準則。吳榮曾先生說：「謳唱乃是巫在迷信活動中所經常採用的形式。
鎮墓文帶有韻文的特點，應是這類作品出自巫祝之手的一個明顯標記」(《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係》)。我們進而認為，買地券所載田地**多成
三、五、九之數，很可能也與巫覡方術有關。
③ 劉元臺墓為磚室外墓，原報告未詳述其規模、形制，出土器物除買地磚券外，只有一件小灰陶罐和一面「長宜子孫」銅鏡，墓主之身份顯然較低(《揚州甘泉山出土東漢劉元臺買地磚券》)。王當墓為土壙前堂橫列磚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耳室五部分組成，出土遺物有紅胎釉陶壺一件及泥質灰陶數器皿60餘件「位至三公」銅鏡2件、銅錢295枚、銅刀1件及銅飾一組，墓主之身份當屬一般中小地主(《洛陽東漢光和二年王當墓發掘簡報》)。
④ 參閱前揭《望都二號漢墓》，第2—13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2023年版，第449頁。
然而，迄今發掘的漢代墓葬已有近萬座，特別是在洛陽燒溝、金谷園、七里河，武威磨咀子以及長沙、江陵周圍地區都進行了集中發掘，而今見漢代告地策、鎮墓文及買地券合計亦不過40餘件，其中告地策8件，買地券11件，鎮墓文20餘件①。這在已發掘的近萬座漢墓中所佔的比例非常小。因此，似不能認為在墓葬中隨葬告地策、鎮墓文、買地券的做法是漢代的普遍習俗，也不能認為這些告地策、鎮墓文與買地券所反映的信仰是漢代民眾的普遍信仰(至少還沒有充足的證據)。
今見西漢告地策均出於楚國故地，又以先秦楚國的核心區域江陵地區最為集中；而出土有買地券的魏晉南北朝墓葬主要集中在南方，特別是長江下中游的南京、武昌、鎮江、紹興等地，而位於北方者則僅見五例②。據此，似可揣測隨葬買地券及鎮墓券(瓶、罐)、告地策之俗源自楚國故地，其反映的信仰亦與楚地信仰有關③。但是，今見東漢買地券與鎮墓文大都出自關洛，而同時期的南方墓葬中卻甚少見到，則是這一揣測難以逾越的邏輯與史實障礙。
但我們相信，認為此種習俗起源於某一地域、其信仰流行於某一地域群體的思路在方向上應當是正確的。
本項研究得到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援計劃」的資助。非常感謝匿名評審人提出的寶貴意見。在本文修改、定稿過程中，得讀劉屹先生著《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華書局2023年版)，其上篇第一章論漢魏六朝墓券源流及其意義甚悉，許多論點甚具卓識，如謂「墓券中所有的買地契約都應該是虛構的，都不足以用來作為真實土地買賣的參與資料」(第46頁)。
「買地券的使用主要是為了防止來自兩方面的對死者土地所有權的質疑乃至侵害。首先是神靈，因為人們相信：為死者建造地下墓穴，事先要向地下神明『買地』，要用買地券來證明死者對這塊墓地的使用權，已經正式獲得地下神靈的許可。
而埋入地下的買地券，就是這一樁與神靈交易的憑證……所謂『買地』，從本質上說，不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易，而是人與神之間的交易」(第53—54頁)。惟本文結構已具，且出發點與側重點均不相同，故未能充分吸納劉著的研究成果。然劉著乃筆者迄今所見有關此一論題之最新與較全面之研究成果，故特予揭出，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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