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顛峰幽默
永貞革新
中國唐代順宗時官僚士大夫以打擊宦官勢力為主要目的的改革。因發生於永貞年間，故名。唐代從玄宗時的高力士開始，出現宦官擅權現象；到肅宗時的李輔國，宦官又掌握了軍權。
到中後期他們的專恣驕橫，引起皇帝和某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滿 。永貞元年（805），唐順宗李誦即位 ，他的東宮舊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韋執誼為宰相。他們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結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謀打擊宦官勢力。
朝廷宣佈罷宮市和五坊小兒，停19名宦官的俸錢，任朝臣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以圖逐步收奪宦官的兵權。此外，順宗和革新派還罷免**京兆尹李實，蠲免苛雜，停止財政上的「進奉」。這些改革都具有進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及與之相勾結的節度使的強烈反對。
最後，俱文珍等人發動政變，幽禁順宗，擁立太子李純。王叔文被貶後賜死，王伾外貶後不久病死，柳宗元、劉禹錫、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及韋執誼8人均被貶為外州司馬 ，史稱二王八司馬 。改革歷時100餘日，以失敗而告終。
一、永貞革新的背景
關於永貞革新的政治背景，一般認為主要有二：
一是藩鎮割據。安史亂後，**對地方失控，逐漸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德宗時期，藩鎮割據的形勢日益嚴峻。
而藩鎮之亂，也此起彼伏，迄無寧日。建中四年（783）十月，涇原兵奉前盧龍節度使朱泚為主，大舉造反，德宗被迫出奔奉天，轉走梁州，直到興元元年（784）七月，才得以重返長安。此後，長安又屢遭藩鎮圍困，有如一座危城。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抑制藩鎮勢力，重建**集權，成為唐王朝君臣必須正視的問題。
一是宦官專權。安史亂後，君主不信朝臣，宦官得以干政。肅宗時的李輔國，代宗時的程元振、魚朝恩，以宦官執掌兵符，權力更大。
德宗出奔奉天，因竇文場、霍仙鳴護駕有功，歸以二人為神策中尉，宦官主管禁軍遂成為制度。此後，宦官以軍權在手，無所顧忌，干政益甚。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抑制宦官勢力，奪回國家軍權，也成為唐王朝君臣必須正視的問題。
另外，貪鄙當道，賢能被逐，苛徵如虎，百姓塗炭，亦成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視的問題。
關於永貞革新的人事背景，一般認為也主要有二：
一是高階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對變革新政不感興趣。如老宰相賈耽，《舊唐書》本傳稱：「自居相位，凡十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啟沃於人主，而常以檢身厲行律人。
」對防嫌免禍非常留意，對國家安危不想關心。新宰相高郢、鄭珣瑜，亦均小心謹慎，而無顯赫政績。他們很容易與一些老藩鎮、老宦官攜手合作，共同維護舊的秩序。
一是低階官僚士大夫身無長物，不怕冒險，敢於以變革新政為己任。如王伾，僅官太子侍書；王叔文，僅以棋待詔為東宮侍讀；劉禹錫、柳宗元、程異，僅官監察御史；韋執誼，僅官吏部郎中；凌準，僅官侍御史；韓泰，僅官戶部郎中；韓譁、陳諫，史書不記當時任官，職位顯然更低。他們很容易與一些宮朝新進攜手合作，共同開創新的局面。
另外，君主的態度，也為人事背景之一，對反對或主張變革新政的雙方，也都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永貞革新的經過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死。二十六日（丙申），太子即位，是為順宗。變革新政運動，自此拉開序幕。
據記載，順宗為太子時，即有變革新政之志。他最寵王伾，而與王叔文尤為志同道合。同時，劉禹錫、柳宗元、程異、凌準、韓泰、韓曄、陳諫以及陸質、呂溫、李景儉等，也都與二王相結，最終形成一個以「二王劉柳」為核心的革新黨派（《舊唐書·劉禹錫傳》）。
這個革新黨派，可以說是在順宗的直接領導下形成的。可惜的是，順宗在即位前，突患喑疾，口不能言；即位後，一切依靠二王，不能親自指揮。變革新政運動的前途，一開始就呈現不祥之兆。
當時，順宗用王叔文為翰林學士，王叔文用韋執誼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掌白麻內命，亦即機密詔令；同平章事為宰相。有職有權，本對革新十分有利。
但上傳下達的渠道不暢。順宗垂簾問政，僅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上傳之事，要一經韋執誼，二經王叔文，三經王伾，四經李忠言，五經牛昭容，才能為順宗所知曉。
下達之事，環節亦同。在這種情況下，變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順利。
在短短的半年多時間裡，革新黨派主要做了以下兩件事：
一是企圖抑制藩鎮勢力，重建**集權。浙西觀察使李錡，原兼諸道鹽鐵轉運使，使「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日耗」。至是解其職，將財政大權從藩鎮收歸**。
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派支度副使劉闢求總領三川（即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並揚言：「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不與，亦當有以相酬。」王叔文大怒，欲殺劉闢，闢倉皇逃走。
一是企圖抑制宦官勢力，奪回國家軍權。先罷禁掠人擾民的宮市及五坊小兒，再減停宮中閒雜人員及內侍多人俸錢，以抑制宦官勢力。然後，以右金吾大將軍範希朝為京西左、右神策軍節度使，度支郎中韓泰為其行軍司馬，以奪回禁軍軍權。
可惜宦官醒悟，知道「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諸將勿以軍權授人，使革新黨派的計劃落空。
另外，就是懲貪鄙，用賢能，免苛徵，恤百姓。京兆尹道王李實，為唐宗室，殘暴掊斂，被貶為通州長史，市井為之歡呼。用能吏杜佑攝冢宰，併兼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
召被貶賢臣鄭餘慶等回京。鄭餘慶後任宰相多年，頗有清譽。規定兩稅外，「不得擅有諸色榷稅」；常供外，「不得別進錢物」。
並免除百姓積欠的租賦課稅，達五十二萬六千八百四十一貫（錢）、石（糧）、匹（絹）、束（絲、草）。
如此變革新政，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為不滿。這年三月，侍御史竇群、御史中丞武元衡，即將革新黨派列為異己，並進行攻擊。同時，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李忠言為宮中新進，王叔文等朋黨相結，借順宗病久不愈，立廣陵王淳（後改名純）為太子。
三位宰相，高郢無所作為，賈耽、鄭珣瑜稱疾不起，以表示與革新黨派不合作。六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等，也相繼向順宗及太子奏表進箋，攻擊革新黨派。而在此之前（五月），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鹽鐵轉運副使，加拜戶部侍郎，俱文珍等已趁機削去叔文翰林學士之職。
如前所說，翰林專掌機密詔令，職權甚重。叔文失去此職，便無法領導變革新政運動。王伾為之一再疏請，也只允許「三五日一入翰林」。
形勢已經不利。至此，叔文又因母喪去位，形勢更急轉直下。七月，韋執誼不聽叔文調遣，革新黨派內部**。
同時，王伾再三上疏，請以叔文為宰相，不報，知事不濟，亦稱病不出。而既得利益者卻較為團結。在這種形勢下，變革新政運動已無法再進行下去了。
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俱文珍等逼順宗下制，稱：「積疢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同時，以更為志同道合的袁滋、杜黃裳為宰相，以取代高郢、鄭珣瑜。
八月四日，既得利益者又假順宗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五日，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
六日，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馬。伾不久死於貶所，叔文翌年亦被賜死。九日，太子純才正式即位於宣政殿，是為憲宗。
九月十三日，貶劉禹錫為連州刺史，柳宗元為邵州刺史，韓泰為撫州刺史，韓曄為池州刺史。十一月七日，貶韋執誼為崖州司馬。朝議謂劉、柳等人貶太輕。
十四日，再貶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馬，韓譁為饒州司馬；又貶程異為郴州司馬，凌準為連州司馬，陳諫為台州司馬。此十人，合稱「二王八司馬」。至此，變革新政運動徹底失敗。
三、永貞革新的影響
這場變革新政運動，雖然僅半年便告徹底失敗，但對後世的影響，卻遠非半年所能估算。以革新黨人劉禹錫的個人遭遇為例：被貶之前，本官屯田員外郎；被貶之後，因制有「逢恩不原」之令，在朗州一住便是十年。
其間，當政者或惜其才，欲漸用之，而憲宗亦詔遷禹錫等為遠郡刺史。但適逢武元衡為首相，銜舊怨（元衡曾為德宗山陵儀仗使，禹錫求充儀仗判官，元衡不與，被革新黨派罷為右庶子），諫官十餘人又論列，言不可複用，最終亦無轉機。元和十年（815），始召還，仍欲用為郎官。
禹錫至京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由於「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又被出為播州刺史。自此去京師又十餘年。文宗大和二年（828），再從和州刺史任上召回，用為主客郎中。
禹錫至京師，銜前事未已，又作《重遊玄都觀》詩，序謂「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據說「執政又聞詩序，滋不悅」。以致武宗會昌二年（842），禹錫卒，也僅官至檢校禮部尚書。
由此可見，該運動影響之長久。另外，有唐一代，朋黨雖然產生甚早，但朋黨之爭卻遲至永貞革新才形成。據《舊唐書·韋執誼傳》記載：
貞元十九年（803），補闕張正一與韋成季、王仲舒等七人，以曾同官而相善。或告執誼雲：「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
」執誼時官翰林學士，因奏雲：「韋成季等朋聚覬望。」導致成季等七人盡被斥逐。
至永貞革新正式開始，朋黨之爭更為激烈。後來，永貞革新雖然失敗，舊的朋黨之爭並未消失，新的朋黨之爭又起。著名的「牛李黨爭」，即產生於憲宗元和（806—820）中。
此後直到唐亡，朋黨之爭基本從未間斷。由此亦可見，該運動影響之長久。
至於該運動對藩鎮和宦官，影響自然更為深遠。憲宗初即位，藩鎮就開始向****進行挑戰。當時，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並令諸將為己上表強求節鉞。
朝廷不許，以宰相袁滋為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撫大使。不久，朝廷恐安撫無效，又以袁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而徵劉闢為給事中。劉闢自然不受徵，且出兵阻袁滋入川。
袁滋不敢進，被貶為吉州刺史。朝廷不得已，終於以劉闢為劍南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但藩鎮見朝廷如此可欺，又豈肯甘心於眼前既得之小利？
元和元年（806）正月，劉闢仿前任韋皋求總領三川，不得，竟舉兵造反。二年（807）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因不願入朝，亦舉兵造反。九年（814）閏八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為留後，並縱兵侵掠，危及東都。
十年（815）六月，淄青節度副大使李師道派人刺殺宰相武元衡，並助吳元濟與朝廷對抗。這些藩鎮叛亂雖然最終都被平定，但朝廷的元氣也因此而大傷。不久之後，藩鎮叛亂再起，直到唐亡，朝廷也無法加以控制。
同時，宦官繼續掌握軍權，勢力也一發而不可收拾。自憲宗開始，唐朝有八個皇帝為宦官所立。而憲宗以及敬宗，又均死於宦官之手。
唐人李諒著《續玄怪錄》，中有《辛公平上仙》篇，據研究，所記即為憲宗被囚禁及被宦官謀害之事①。至於敬宗被謀害，則已無一人敢明言其事，由此可見宦官勢力之大。敬宗之弟文宗即位，欲誅宦官，於大和九年（835）十一月，與朝臣合謀發動「甘露之變」。
但因宦官掌握軍權，功敗垂成，朝臣及相關人士近二千人被殺，釀成一場舉世震驚的大禍。而此後直到唐亡，宦官控制朝政成為定局，唐朝君臣再也無法扭轉局面了。
四、永貞革新的評價
關於永貞革新的評價，由於立場不同，古今十分懸殊。
韓愈撰《順宗實錄》，既包含對永貞革新最早的記述，又包含對永貞革新最早的評價。但該「實錄」記述永貞革新本多不實，對永貞革新的評價自然也就不高。或認為涉及個人恩怨。
如清人陳祖範雲：「退之於叔文、執誼，有宿憾；於同官劉、柳，有疑猜。」（《陳祖範文集》卷一）或認為涉及內廷黨爭。
如近人陳寅恪雲：「永貞內禪尤為唐代內廷閹寺黨派競爭與外朝士大夫關係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他斷定韓愈與宦官俱文珍頗有交往，故記述永貞革新，多采納俱文珍等反對派的意見。
此外，恐怕還涉及對新進的妒忌心理。如王叔文主持變革新政時期，侍御史竇群曾往拜謁，稱：「事固有不可知者！
」叔文問：「何謂也？」群雲：
「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韓愈舉進士在貞元八年（792），劉禹錫、柳宗元舉進士在貞元九年（793）。
到變革新政時期，韓愈僅官江陵府掾曹，而劉禹錫、柳宗元卻為**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下，韓愈對劉、柳等新進懷有妒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韓愈《永貞行》稱革新黨派為「小人乘時偷國柄」；又直雲：
「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對革新黨派升官過速表示強烈不滿。由此導致借撰史之機，對永貞革新進行中傷和詆譭。
後世修兩《唐書》及《資治通鑑》，關於永貞革新，基本照抄《順宗實錄》。因而關於永貞革新的評價，在當時及稍後很難公正。
清代以來，對永貞革新的評價逐漸增高。或稱：「革德宗末年之亂政，以快人心，清國紀，亦云善矣。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五）或稱：「只此小小施行，已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見。」而「德宗秕政，廓然一清」（岑仲勉《隋唐史》上冊）。
或稱：「這些措施，打擊了當時的方鎮割據勢力、專橫的宦官和守舊復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順應了歷史的發展。」（韓國磐《隋唐五代史綱》第十三章）或稱：
「他們的施政方針，主要是抑制專橫的宦官集團，改革德宗時期諸弊政，是有進步意義的。」（卞孝萱《二王八司馬》，《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不用說，評價都很客觀公正。但除此之外，站在當時人的立場，是否還應有別的解說呢？
按史稱順宗冊太子，王叔文已有憂色，口雖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丞相祠堂》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猶見英雄末路之慨。
而狷急如劉禹錫，所作《謁柱山會禪師》詩，對參加變革新政頗有悔意。其中「哀我墮名網，有如翾飛輩」句，尤見作者當時動機本不純正。至於柳宗元，性本柔弱，所作《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直稱：
「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佔時名。」對參加變革新政非常悔恨，倒不令人奇怪。總之，參加變革新政的低階官僚士大夫，包括二王在內，或多或少，都帶有一些名利思想。
正因如此，他們才在運動中，忙於升官，急於求成。然而此舉，既授人以口實，又欲速而不達。這場變革新政運動，僅半年便告失敗，參加者恐怕均難辭其咎。
因此，對永貞革新的評價，恐怕還應一分為二。也就是說，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應該分別評價。受韓愈《順宗實錄》影響的評價，評價的實際多屬主觀動機。
而清代以來的評價，評價的實際多屬客觀效果。就此而言，這兩種評價都難免有片面之嫌。只有綜合二者，才是公正、全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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